台大種子研究室

物與文明_期末報告                     E90703037 陳國軒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

    

       我們都知道過去台灣曾在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長達了五十年,在這五十年間的異民族統治之下,台灣過去傳統的社會、文化也受到了很大的改變,且深受當時日本殖民母國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時至今日在台灣的社會中,我們仍隱約可感受到其所具有的〝獨特性〞。故許多學者在研究台灣史;尤其是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史的學者們,特別重視的即是殖民時期前後台灣社會結構方面的變化及其特殊性。而在柯志明教授所著的這本《米糖相剋》書中,即是利用日本治台時期,台灣當時最重要的兩項農業生產,來分析當時日本帝國對殖民地台灣產業發展的計畫性統治,及其對台灣社會與產業結構上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這本書中打破過去許多學者的理論;認為台灣殖民時期農業發展,並不是西方學者所說,平衡而互惠的發展(以米為研究對象),同時也不是一些日本學者,所提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糖業觀察為例);柯教授認為在面對這樣的一個課題時,應要運用整體的觀點、全面的角度來相互對照,然而卻並非僅是觀看單一層面而定論之,如此才能盡量呈現出一個近乎真實的面相。 

 

商品化與家庭耕作式現代農業的形成:

      在這一章節中首先就對台灣傳統社會地權觀念的演進作一分析;過去台灣社會地權的問題,雖然在清末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所施行的「清賦事業」政策之下,土地的地權問題算是有一初步且較之前詳細的劃分,然而在「清賦事業」中土地的劃分主要仍是土的「賦稅問題」為首要考量。直到日治時期後藤新平任總督府之民政長官時,對殖民地台灣所展開一系列的調查;當中即包含對台灣全島土地所做的《土地調查報告書》,首先將現代繪圖技術、土地測量、地籍、戶籍…等觀念帶到台灣,利用這些現代化國家土地的觀念,對當時殖民地台灣全島做一精密的測量及劃分。除了現代化國家土地概念的帶入之外,後藤所成立的「臨時土地調查局」也詳細的研究了清末劉銘傳的「清賦事業」,並補齊當中所疏漏的部份,當中包含對台灣全島土地的資源、產業…等作全面性的規劃及調查。   

     而日本殖民政府除對台灣島上的土地做現代化的測量及調查之外,同時也希望藉由這樣全面性的調查能進一歩開發台灣島上的土地資源。由於台灣島土壤肥沃、氣候溫濕多雨,非常有利於農發展,故早在清朝之前台灣島上即有農業的開發和拓墾之情形,而過去台灣漢人移民社會產業也主要是以區域性農業發展為主,然而真正大規模的規劃及培植仍須待到日本殖民時期才開始有全面的現代化農業發展。  

      雖然現代化的農業制度由日本殖民政府進到了台灣傳統農業社會中,而日本也喊出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之類的口號,雖然表面上在日本政府全面推廣之下台灣農業發展環境受了全面的提升,然而資本主義以相對的進入台灣過去傳統農業社會結構之中,改變了過去台灣社會中傳統農業的發展結構,無形間台灣農民也漸漸的淪為資本主義商品式文化下的〝附庸者〞。

 

糖業資本與台灣農民:       

        由於台灣社會先天氣候條件優良,非常適合蔗糖業的發展,早在十七世紀「荷治時期」的台灣農業及有蔗作農業發展的紀錄。而在日本政府運用現代國家力量大力推行之下,大量的日本資本家進入到台灣來。與其他東南亞殖民地不同的是;日本在台灣是運用資本低價由台灣蔗農手上將原料分別集中,表面上看起來這項措施是使台灣蔗農的市場穩定,但實際上政府的考量主要目標是在來台投資的日本製糖資本家身上,政策限定台灣蔗農僅能將蔗糖原料銷售給當地所屬的「製糖株式會社」,而不能跨區域販售,如此一來便可達成原料的價格統一化,避免業者比價競爭,節省糖業發展的成本。   

      在日本糖業資本計畫性的發展之下,原料集中後運回日本祖國加工後,再以高價的成品外銷至世界各國,對於在台灣發展的資本家來說,這是一本萬利值得投資的產業。然而在《米糖相剋》書中柯教授認為縱然日本殖民政府運用各種政策保護糖業資本家,以及積極推動台灣糖業農作的發展,但實際上由於台灣社會「土地私有制」的概念已非常的根深蒂固了,故使的政府無法更進一歩來將農民的土地完全地統一收購與集中發展,故仍無法完全控制台灣農民的生產結構,進而埋下了日後殖民政府在台灣有「米糖相剋」農業發展上的的困境。

 

米糖相剋:       

        荷蘭統治台灣時期開始即開始引進了大量的甘蔗種植,並大力拓展蔗糖的生產與貿易,故長久以來米、糖便一直共存於台灣以農為主的農業社會中。米原本就一直是漢民族賴以生計相當重要的『糧食作物』,而蔗作則是屬於有經濟價值的「商品作物」,原本兩者並不衝突,不過早在清朝時期,米、糖的衝突便一直時有所聞,而主因大都歸納為「商品作物」─糖的過分擴張,影響了原本的糧食供應,進而造成社會動亂。清朝政府為安定社會秩序,故只好採行抑制甘蔗的發展,改以獎勵稻作的生產如此措施。

      而在日本殖民式計畫經濟發展之下,米和糖一直便是農業發展的重要導向。「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口號之下,大量的資本和現代技術進入了台灣農業發展社會中,米和糖的發展更是殖民時期農業發展的重心所在。但隨著社會不斷演進,原本的「糧食作物」─米卻因社會環境的變遷漸漸形成為「商品作物」;尤其是日本本地在因為過度工業化發展,導致農業人口急速減少,糧食供應上一相對急速短缺,使的台灣米價一度上揚,讓當時稻作的利潤高於蔗作,遂逐漸影響原本在台灣社會的蔗作農人相繼「轉作」。   

        台灣蔗農的「轉作」不但使的原本「北米南糖」的台灣土地產業結構產生嚴重的變化,且同時也影響了日本殖民政府原本的計畫性殖民農作經濟發展,使的糖業資本家在原料的收集上亦發生了困難。而殖民政府在遇到這樣的瓶頸所想出來的應對政策,便是由台灣農業階級制度上著手,削弱台灣農民的力量,將農村力量重塑為無組織、原子化的「小自耕農社會」。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農業社會最容易在政治上被馴服,而且最方便統治者運用市場控制手段搾取農業剩餘。同時運用農業合作社運動、日資銀行對農村金融的滲透,在加上政府介入土地的「業佃關係」及「地租形式」的安排,甚至直接規約地價與地租,藉此撼動了本地支配階級的經濟基礎,小所有者家庭耕作式農業的雛型也逐漸出現。

 

結論:   

       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政策,往往會導致殖民地社會呈現〝兩面性〞的影響。現代化的技術及大量的資本進入社會,除了帶動產業且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外,無形中有時也造成經濟或資源無情的剝削,而統治者的角色也是充滿了〝兩面性〞;是無情的〝掠奪者〞同時往往亦是社會現代化的〝建設者〞,故殖民時期的社會研究往往是具有如此〝兩面性〞的獨特色彩。米、糖不論在哪一個時期,一直以來便在台灣農業社會裡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不同的時期當中,米和糖兩者對社會的重要性也因時代的不同,而分別具備對人民不同的價值與意義。植物不但能造就人類文明的誕生,有時也是人類社會演進或變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之一。

 

參考書目:

《米糖相剋》,柯志明 ,群學出版社 ,20033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