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圖 (2009) 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政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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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嘉南大圳及嘉南農田水利會是台灣近代史上影響最大及最具象徵意義的水利設施和組織，但隨著工業化及都市化的變遷，兩者在經濟效能的影響亦日漸縮小，為避免因發展的無知導致歷史記憶及土地情感悖離，臺南縣文化局委託筆者進行「嘉南大圳史料調查及蒐集」計畫，希冀能將嘉南大圳及嘉南農田水利會相關文獻資料作有計畫的蒐集及保存工作。

由於本計畫涵蓋的對象不是只有嘉南大圳，尚包括嘉南大圳興建前的大、小埤圳、日本領台後的公共埤圳，及戰後的白河水庫、曾文水庫等；資料蒐集除嘉南大圳直接史料外，還包括清代的契約、碑文、埤圳台帳及私人文存等各種文獻。探討時間從17世紀到1990年代，橫跨清領、日治到戰後三個時期，可說是全面的探討了嘉南平原的水利發展。因此，「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應更能展現本計畫的內容。

傳統中國的「水利事業」其目的是為了維護農業生產，其功能不外是灌溉、排水及防洪工事。[1]《史記•河渠書》對水利的描述有：「自是以後（指武帝塞瓠子決口），用事者爭言水利」、「禹抑洪水」、「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等。《事物紀原》考証水利的來源：「沿革曰：井田廢，溝澮堙，水利所以作也，本起於魏李悝，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2]《農政全書》有更深入的說明：「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矣，故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畝澮，其大小雖不同，而疏通導利，不可使一息壅闕則一也。」[3]為發展農業，水和水利成為中國文明的環境基礎，[4]臺灣自不例外。

臺灣地屬稻作文化區，水稻為主要的糧食和作物，因此水利開發的成功與否，攸關稻米收成的豐欠程度，不僅影響民食，甚至會誤國力。[5]因此，從鄭氏以來的漢人移民就視水利開發為土地拓墾的必然過程。清代大量漢人移入臺灣，農業高度發展，水利開發亦呈現空前的高潮，此時期文獻中所記載的水利設施高達966處，[6]論者甚至將此時期的水利開發視為臺灣農業史上的第一次革命。[7]到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確立了「農業臺灣」的產業方針，「水利支配」無疑是發展農業最重要的基準，[8]為有效掌握水資源，「公共埤圳」、「官設埤圳」及「水利組合」等與水利相關的法令及政策陸續施行，桃園大圳及嘉南大圳亦相繼興建，近代臺灣水利事業體系建立。[9]戰後，臺灣人口增加快速，以1950年的人口來估算，如只為養活新增的人口，每年就必須增加5萬噸稻米，而為增加糧食生產，提高單位面積生產，大量興修水利以擴大灌溉面積，成為戰後農業發展的重要政策。[10]

由於臺灣河川受限於先天的條件而不易利用，使水利在臺灣開發的過程中更顯重要，而臺灣在近百年來由於環境的急遽變化，水利的利用由單純的灌溉、排水，轉而到發電、觀光，甚至複雜成政治角力的對象。臺灣水利史的研究如同一部臺灣水利發展史，研究課題從早期單一水利設施的探討，及肯定水利開發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到今日反省「發展觀念」下而探討水利與環境的互動歷程，水利史研究的脈絡與臺灣水利史及臺灣歷史發展緊密結合。

　　臺灣的水利發展相當多元及具有特色，從荷蘭時期就有「草埤」出現，清代有所謂的「割地換水」，日治時期興建全亞洲最大的烏山頭水庫，戰後幾度的「水權」之爭，多采多姿的水利發展使得水利史研究亦熱鬧非凡。綜觀過去臺灣水利史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有五個脈絡可尋：一是水利開發的過程及歷史，包括清代三大水設施的開發、桃園大圳、嘉南大圳、曾文水庫等水利設施的興建背景及過程的探討。二是水利組織的形成與演變，如水利法規、水利會的組織及運作等。三是水利支配的問題，如國家權利與水利設施、地方社會與水利設施等問題。四是水利開發的影響，如水利與族群關係、水利問題與社會衝突、水利與民間信仰、水利對經濟的影響等課題。五是水利與環境，即從環境的角度切入探討水利與環境的互動歷程。

　　關於本書一些名詞的界定及用法問題，一是本書所指的水利事業有狹義及廣義兩種解釋，狹義的水利事業係指日治時期由八田與一在嘉南平原設計及興建的嘉南大圳，包括烏山頭貯水池、烏山頭南、北幹線、濁水溪幹線及各種給水排水設施。廣義的水利事業係指從清代以來曾經在嘉南平原被興築或運用的水資源，包括前述的嘉南大圳、曾文水庫，甚至是地下水資源。二是「水利組織」的界定，由於嘉南平原的水利組織從清代的合約字組織到今日的嘉南農田水利會，中間經歷了公共埤圳組合、水利組合、水利協會、水利委員會等變遷，如專門探討某時期水利組織的角色或功能則以當時的名稱敘述，如為通論的課題時則概稱水利組織。三是年代的表示問題，由於本文研究的時間長達三百多年，歷經荷蘭、明鄭、清代、日治、戰後五個時期，為行文流暢及方便，概以西元年代敘述，年代後不再附當時的紀年。四是面積單位的使用，由於終戰前的面積單位是甲，而戰後則使用公頃，為貼近歷史現場，本書不做換算工作，而1甲等於0.96992公頃的對照在此先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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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百先、章光彩，《中華水利史》（臺北：臺灣商務，1979），頁4。

[2] 高承（宋），〈卷一•利源調度部〉，《事物紀原》（板橋：藝文印書館，1966），頁38。

[3] 徐光啟（明），〈卷十二•水利〉，《農政全書》（臺北：新文豐，1975），頁604-605。

[4]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74），頁3-13。

[5] 如清康熙年間任江寧巡撫的慕天顏給康熙奏摺中所言：「興水利，而後有農功；有農工，而後裕國。」見馮桂芬，《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9年刊印本影印，1970），〈卷十一•水利志〉，頁299。

[6] 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131。

[7] Ramon H. Myers, “Some Reflections on Taiwan Economic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Histroy: the Province of Taiwan, Asilomar, California, Sept. pp.24-29, 1972.

[8] 木原圓次，〈水利と自治〉，《臺灣ソ水利》2：3（1932. 5），頁4-6。

[9] 陳鴻圖，〈日治時期臺灣水利事業的建立與運作—以嘉南大圳為例〉，《輔仁歷史學報》12（2001.6），頁121-152。

[10] 熊中果，《農業發展策略》（臺北：聯經，1984），頁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