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圖 (2009) 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政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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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臺灣水利史的重要史料

(一)明清時期的水利開發史料

關於明清時期的水利史料大概可從二個方面的文獻得到線索:一為官方所發的圳照、所立的碑文及水契、地契等私人文書,這方面的史料是研究臺灣水利史最基本的史料,但是也是最難蒐集的史料,將官方所發的圳照和私人契約相比對,則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水利開發的最原貌,如再配合眾立的碑文,則水利與社會間的關係,會有清晰的輪廓呈現。茲以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彰化縣西螺堡武生林國清、林合恰開築水圳的事來說明:

儘先補同知直隸州、署彰化縣正堂朱,為諭飭事。案據西螺堡莿桐巷莊武生林國清、林合恰等稟稱:保內鹿場圳,自溪頭答口至三塊厝路三十餘里,水道不能儘通,農田需水灌溉,請自鹿場莊、東和厝莊西中道開築水溝至湳仔莊、三塊厝莊、田尾莊、七塊厝莊、抬高寮莊等處,毗連十餘里,其田約有五十餘甲可以通流灌溉,約須工本銀一千五百餘元。公議每甲配水圳租六石,以抵先需工本,並為逐年僱請五、六人巡埤之資,墾請示諭等情,計粘圖說一紙。據此,查開通圳溝為農田之利,自應准如所稟辦理,除出示曉諭外,合行諭飭。為此,諭仰武生林國清、林合恰等即便遵照,修須將圳路開通,其水足以灌田,始得抽收水租,以資工本,毋得有名無實,藉以肥己。該生等仍將開竣日期稟候本縣親臨詣勘,毋違,切切,特諭。

光緒八年正月 日諭。[1]

除此飭諭外,另亦佈告曉諭「……為此,示仰鹿場莊、東和厝莊、湳仔莊……等處業佃知悉:爾等凡有該處田業需用圳水引灌者,均須查照所議租數完納,其各凜遵,毋違,特示。」[2]從這紙官方的諭告中,我們可以看到水圳開鑿的背景、水圳開鑿的模式、水租繳納的方式、民間自治規範及官方所扮演的角色,故官方對於水利設施管理的文件及私人水契的蒐集,[3]是了解明清水利史最基本的史料。

目前保存水契、地契等水利開發文書約有六百件,[4]其主要者有:《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上、下卷收錄有328件;《臺灣私法物權編》第七冊收錄有134件;《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收編有78件;《臺灣中部地方文獻》及《中縣文獻》收編有25件;其他如《臺北縣下農家經濟調查書》、《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淡新檔案》等計有30件。以這些古契文書呈現的地區來看,蘭陽地區及北部地區最豐富,嘉南平原最少。[5]至於水利碑文,依據王世慶的調查有13件,其中以中部最多有8件,南部4件,北部1件。[6]另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幾年來亦增加了不少古文書,應有不少與水利相關的資料可供參考。

研究明清時期水利史的另一種重要史料即為地方志,從前述的官方諭告、私人水契中可以見到單一水利設施的詳細面貌,但如果要了解整個明清時期臺灣水利設施的數量、分佈、地理位置、興築模式等,則一定得從清代的地方志著手,茲舉《諸羅縣志》中對水利設施的描述來說明:

諸羅山大陂,即柴頭港陂。源由八掌溪,長二十里許;灌本莊水窟頭、巷口厝、竹仔腳、無影厝等莊。康熙五十四年,知縣周鍾瑄捐穀一百石、另發倉粟借莊民合築。[7]

從地方志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較全貌的水利狀況,但缺點是個別的水利設施記載過於簡略,當然研究明清時期的水利史使用地方志必須配合私人契約的運用,再加上一些社會史史料,如碑文。[8]如此,則明清的水利史文獻大致完備。

關於清代臺灣地方志的蒐集,目前大致完備,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的「臺灣文獻叢刊」幾乎都有收入;[9]另外,臺北成文出版社亦有影印本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近年亦陸續重印各地地方志,這些出版對研究者應有很大的幫助。一般在做水利史研究時,地方志中的〈水利〉、〈賦役〉、〈物產〉、〈祥災〉、〈藝文〉、〈古蹟〉等都可以找到水利史相關材料。

使用清代地方志的缺點如前述,即記載過於簡略,除此之外,有些地區沒有地方志或地方志修的太早,之後就沒有出現過,這些地區在做水利史的研究時就會有所局限,此時日治時期的調查整理報告可彌補清代地方志的不足。

(二)日治時期的檔案及調查報告

1898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設立,調查土地情形,進而了解水利設施概況。[10]1901年,臺灣總督府頒布「公共埤圳規則」,[11]賦與埤圳公有性質,凡有關公眾利益的埤圳,皆指定為公共埤圳,須受行政官廳的指導及監督。所有公共埤圳必紀錄水源起迄、經過地點、新設或變更路線的年月日、投資方式、埤圳長度及闊度、受益地區、埤圳認定月日、權利關係、管理方法、管理人姓名、修繕方法及水租等,並將調查工作推及一般認定外的埤圳。[12]1908年,總督府公布「官設埤圳施行規則」,以總預算三千萬圓為特別事業費,就全省14處埤圳進行修改工程,制定16年的發展計劃。[13]臺灣總督府為著手臺灣水利設施的整理,在此時期有進行水利文獻的登錄和比對,這些文獻成為日後研究清代及日治前期臺灣水利史的重要史料,其較重要的有:[14]

ヾ@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編的《臺灣埤圳統計》、《公共埤圳歲出入出決算》,這兩部統計文書主要記載1907年至1914年間全臺的水利設施狀況。

ョ@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的《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及宜蘭廳第一公共埤圳組合編的《改修工事報告書》,這二部調查報告書是保存明治年間蘭陽地區水利文獻最完整的史料,及研究清代蘭陽平原水利開發最完備的史料。

1921年,臺灣總督府頒布「水利組合令」,全島的公共埤圳在十年間合併成108個水利組合。1941年再公布「農業水利調整令」,全島再併為49個水利組合;1944年水利組合再減併為38個單位。[15]故此時期關於臺灣水利史的文獻主要以各水利組合的事業報告為主要型態,茲分區域舉例說明:[16]

ヾ@關於水利法令者,有臺北廳公共埤圳聯合會編的《臺北廳公共埤圳例規》;臺灣水利協會編的《臺灣水利法規集》、《全島水利事務協議會要錄》;高雄州編的《水利關係例規集》;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的《臺灣河川關係法規類集》、《臺灣水利關係法令類纂》等;另外還有大久保源吾所編的《全島水利組合職員錄》及岩崎敬太郎所著的《埤圳用語》等。

ョ@關於北部地區者,有新竹州編的《桃園大圳》;臺北州編的《臺北州水利梗概》;桃園水利組合編的《桃園水利組合事業概要》等。

 關於中部地區者,有臺中州編的《臺中州水利梗概》;臺中州水利協會編的《臺中州水利梗概》;八堡圳水利組合編的《八堡圳水利組合概要》;其他如大甲水利組合、豐原水利組合、彰化水利組合等都有事業概況的報告。

氶@關於南部地區者,以嘉南大圳水利組合所編者為最多,有《嘉南大圳》、《嘉南大圳組合事業概要》、《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嘉南大圳工事寫真帖》、《嘉南大圳事業概要等》等;其他如高雄州編的《高雄州水利梗概》及高雄州水利協會編的《屏東潮州水利組合會設置經過に就て》等。

綜觀日治時期對於水利設施的調查整理報告及相關水利設施的出版品,可以發現幾個線索:日治初期關於水利設施的資料,主要內容是以清代時期的埤圳整理為主,其中以對宜蘭廳的調查最為詳盡。1920年以後,臺灣總督府致力於大型水利建設,其中南部以嘉南大圳為代表,北部以桃園大圳為主。故本時期所產生的水利文獻以嘉南大圳及桃園大圳為最多亦最詳盡。

雖然日治時期關於水利的專門記載不少,但總是有所缺失,如位於東臺灣的卑南大圳、吉野圳等相關的史料就較少,此時地方志及拓殖公司資料的運用,可彌補史料的不足。日治時期的地方志數量相當可觀,範圍含括全臺各地區,就以東臺灣來說,關於卑南大圳、吉野圳的記載,可以在《臺東廳要覽》、《東部臺灣案內》等地方志中找到;[17]而拓殖公司在東部最重要的為臺東拓殖公司的資料,有一些當初規劃東部移民村而興建的水利設施資料可運用。

日治時期所留下的水利文獻除前述的水利專門文獻及地方志外,另有四種文獻相當重要,一為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所藏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本公文中的「土木局公文類纂」、「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及「臺灣總督府舊縣公文類纂」都有水利史資料可查。[18]另外,日治時期的各級單位的統計書、《臺灣土地慣行一斑》、《臺灣史料稿本》等都可獲得不少資料。

第二為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地圖、期刊、報紙,包括《臺灣堡圖》、《臺灣全圖》等全臺地圖,及各地區的地圖,如《臺東管內圖》、《臺東廳管內里程圖》等;其他如各水利組合所印製的水利設施圖,如《嘉南大圳平面圖》、《曹公圳圳路圖》等都是研究水利史必備的材料。

三是期刊及報紙,以臺灣水利協會編的《臺灣の水利》最重要,其發行從1931年至1942年,日治時期有關水利資訊的報導,各水利設施的經營情況,專家學者對於水利的看法,在本期刊中都可以到相關文獻。報紙以《臺灣日日新報》及《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最重要,尤其是地區性的報導,字裡行間都有不少線索可尋。

最後,近年來陸續公開的民間史料中有豐富的水利文獻可運用,如豐原望族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霧峰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等,其內容對臺灣中部地區的水利發展有深刻及生活化的記錄。[19]

(三)戰後的檔案及水利會資料

由於戰後臺灣的水利管理單位趨於複雜,中央有經濟部水資源局,省政府有水利處,各地有農田水利會,故水利史的文獻較為繁雜難蒐集。目前關於臺灣水利史的檔案文獻,國史館有二批臺灣省政府移交的檔案可資利用,一為水利局及所屬單位檔案,計有925卷,收藏年限從1917年至1976年;另一批為嘉南農田水利會檔案,有78卷,收藏年限從1925年至1953年。[20]水利局的檔案有一些較特殊的檔案,如戰後初期關於美援臺灣的事情,一般在研究對臺美援時都偏重在農業本身的發展方面,而較少提及與農業發展相關事項,這些檔案可以彌補早期研究的不足;[21]另外,有二件檔案是有關於水利會與地方政治的關係,即余登發被控案,[22]這些檔案有助於釐清半自治性組織如農會、水利會與地方政治的關係。另外,關於嘉南農田水利會的檔案,較為特殊的有:〈水利組合會據書〉、〈受拂憑証書〉及一些土地改良臺帳,受拂憑証書即日治時期為興建水利設施所發予的土地補償金,[23]這批檔案可以了解當時公共建設時,私人利益與公權力之間的關係。國史館藏這兩批水利檔案是研究日治至戰後初期水利史很珍貴的檔案。

經濟部水資局與臺灣省水利處所有的水利史料,主要有三類:一為統計報表資料,如府頒第一、二級報表,水利局公務報表、工程處公務統計報表等。二為統計出版物資料,有法規、基本國勢調查、工作計劃與報告、經濟調查報告、研究報告、主計與電腦論著、國民所得、統計要覽與報告、水利工程與其他等十項。三為水利局秘書室第一課的檔案室有公文涵件以查閱,內容以水利糾紛的處理文件最多,可以了解官方介入水利運作的情形。[24]

經濟部水資局雖然是水利管理的最高單位,但事實上實際負責地方水利事務的單位是各地的農田水利會,故要研究日治以後臺灣水利史,就必須運用各地農田水利會的檔案文獻。就以嘉南農田水利會所存的檔案來說明,嘉南農田水利會的名稱歷經改變,先是「公共埤圳官田溪埤圳組合」,1920年改為「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改成「嘉南大圳組合」,戰後改為「嘉南農田水利協會」、「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再改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至今。[25]七十餘年的嘉南農田水利會保存了不少檔案,如人事檔案、[26]財務檔案、各水利工作站資料、嘉南大圳工程資料、嘉南平原灌溉圖等,都是研究日治以後水利史重要的文獻。

整體而言,各地農田水利會的文獻保存狀況並不理想,很多當時的《統計要覽》、《事業概況》、《簡報》都缺佚。目前各農田水利會都開始在進行「會史」的編纂,如《臺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會誌》、《嘉南農田水利會七十年史》、《臺灣省臺東農田水利會會誌》等,這些「會史」對於該會在成立之後至今的會務發展會有很詳細的敘述,可供參考。

戰後臺灣水利的相關期刊,主要有三種:《土木水利》、《臺灣水利》、《農田水利》。《土木水利》偏重在工程論著、技術研究,和臺灣水利史較相關者為後二者。《臺灣水利》創刊於1953年,由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負責編輯,主要內容為水利的相關學術論、臺灣水利問題的研究、灌溉工程的規劃設計、用水的實驗調查統計等。1950年代的《臺灣水利》保存了當時臺灣省各地水利委員會的會費賦課率、決算表、職員統計數等資料。而這種有關全省各地水利團體的業務統計文獻,水利局遲至1960年代方才有系統地進行合整理的工作。是以,《臺灣水利》是了解戰後臺灣農田水利的實際發展情況相當重要的一份刊物。相對於《臺灣水利》濃厚學術性、專業性,1954年出版的《水利通訊》,則是一份較通俗的刊物,1985年以後刊物名稱才改為《農田水利》。其編輯群是由農田水利聯合會以及少數水利會的員工所組成,主要內容為各水利會和水利小組的業務與活動簡介、有關農水利的專題報導、重要的農業新聞以及時事評論等。各期的《農田水利》都闢有「臺灣省水利局大事紀要」、「各水利會會務報導」、「農民水利信箱欄」,因此,這是一份觀察水利局、水利會、農民三者關係的重要刊物。[27]

戰後臺灣地方志的編纂相當興盛,對於水利史的整理亦是相當詳細,就以省志來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前後編纂《臺灣省通志稿》(1955)、《臺灣省通誌》(1961)、《重修臺灣省通志》(1992),其中水利部份是編纂在〈經濟志水利篇〉。《臺灣省通志稿》、《臺灣省通誌》編纂者都為徐世大,但內容後者明顯較前者詳細,就《臺灣省通誌》來說,其目次是依時間順序分概述、水文觀測、農田水利、防洪工程、多目標工程等記述,[28]從本志的內容及所使用的文獻來看,本志的特點是略古詳今,優點是文獻非常詳細完整,缺點是偏重在文獻堆積排比,缺乏論述。張勤所編纂的《重修臺灣省通志》,其內容比《臺灣省通誌》更可觀,但仍然沒有論述,但本志增補不少人事文獻及自來水項目,是過去所沒有。[29]徐世大及張勤,一為水資會技術委員,一為水利局專門委員,由於都非歷史學者,故對水利志的編纂較偏重在技術層面,而非水利史的論述。

除了省志有水利史的記敘外,縣志及鄉鎮志亦有相關的水利史論述,各志書都將水利史放在經濟篇中或置於開發篇中,扮隨著土地開發而發展農田水利,當然有些地方志沒有水利的記載。各地區地方志中的水利文獻,是研究水利開發與區域發展基本必須了解的文獻。

2000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地區水資源史》,本書內容共有六篇:分別為總述、臺灣之地理環境及水文特性、明清時期臺灣水資源之開發利用、日據時期之水資源開發利用、光復後至1976年水文獻開發利用、1976年迄今水資源開發利用,本書的完成應可視為傳統臺灣水利史研究及文獻整理的總結,之後新史料的發掘及新方向的探討正逐漸展開。


 

[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5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第7冊,頁1-37

[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第7冊,頁1137-1138

[3] 關於清代官府對於水利設施的管理可從曉諭、圳照及戮記等文件中找出端倪。蔡志展,《清代臺灣水利開發研究》(臺中:昇朝出版社,1980),頁52-71

[4] 王世慶,〈談清代臺灣蘭陽地區之農田水利開發史料〉,收錄於《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頁219

[5] 水契、地契的保存何以南北差異甚大?就個人的研究發現主要是嘉南平原的開發較早,其開發型態趨向於個人或家族的開發,故較少有商業型態的契約出現;而臺灣中北部的土地開發以集體方量即墾戶所扮演的角色較重要,墾戶、大租戶甚至於小租戶的型態較為常見,故契約行為在本地區較為普遍。陳鴻圖,《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新店:國史館,1996),頁213-224

[6] 王世慶,〈談清代臺灣蘭陽地區之農田水利開發史料〉,頁220

[7]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34

[8] 碑文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的《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的《臺灣北部碑文集成》;或各地方文化中心、文史工作室所調查的碑文,都有水利史料的線索可尋。

[9] 周憲文,《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臺北:中華書局,1971),頁1-279

[10] 原房助,《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報社,1969),頁31

[11] 新田定雄,〈臺灣水利組令研究〉,《臺灣水利》521935.3),頁228

[12] 芝田三男,《臺灣之農田水利》(臺中:臺灣省水利局,1948),頁104

[13] 牧隆泰,《半世紀間臺灣農業水利大觀》(臺北:臺灣水利組合聯合會,1944),頁12

[14]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臺灣文獻資料目錄》(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8),頁108

[15] 守庸,〈臺灣水利組織之沿革〉,《臺灣銀行季刊》331950.6),頁210

[16]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編,《臺灣文獻資料目錄》,頁108-109

[17] 臺東廳編,《臺東廳要覽》(昭和6年排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85),頁75-77;筒井太郎編,《東部臺灣案內》(昭和7年排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85),頁225-230

[18] 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第1卷(東京:ゆまり書房,1993年),頁3

[19] 劉素芬,〈日治時期水利組織與地域社會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臺灣社會經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358-9日。

[20] 國史館,《國史館現藏國家檔案概述》(臺北:國史館,1996),頁153-154

[21] 〈美援計劃進度表〉(民國五十二年),《臺灣省水利局檔案》,國史館藏,檔號:510/101510/106

[22] 〈余登發被控案〉(民國三十九年、四十年),《臺灣省水利局檔案》,國史館藏,檔號:509/001509/002

[23] 〈受拂憑証書〉(昭和十五年),《嘉南農田水利會檔案》,國史館藏,檔號:527/007

[24] 臺灣省政府秘書室第一課的檔案室在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501號,關於水利局的檔案,可參閱郭雲萍,〈臺灣的水利檔案〉,收錄於林滿紅主編,《台灣所藏中華民國經濟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400-401

[25] 古偉瀛:〈嘉南大圳在光復初期的人事變遷:臺灣史關鍵性時期的農田水利管理〉,收錄於賴澤涵、黃俊傑編,《光復後臺灣地區發展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1),頁127

[26] 臺大歷史系古偉瀛教授運用嘉南農田水利會的人事檔案,用量化的方式分析了該會光復初期的人事變遷。古偉瀛,〈嘉南大圳在光復初期的人事變遷:臺灣史關鍵性時期的農田水利管理〉,頁101-132

[27] 郭雲萍,〈臺灣的水利檔案〉,頁403

[2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誌》,第4卷(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經濟志水利篇〉,目次頁1-5

[29]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第4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經濟志水利篇〉,第1冊,頁52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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