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補助還不夠，農民還需要參與
BEATLES因此得到一項重要結論：財務誘因仍然必要，但光靠補助並不足以促成行為改變。
研究發現，當農民實際參與解決方案的共同設計時，他們採用氣候智慧型農法的意願會提高。對消費者而言，如果更了解產品的生產方式，也會增加支付較高價格的意願；然而，消費者對CSA產品標章的不信任，又可能抵消這種效果。
因此，傳統的農業推廣方式也需要調整。農業顧問的工作不能只是把技術知識由專家傳授給農民，而應更加重視人際互動、實際操作以及共同創造(co-creation)，讓農民成為解決方案的共同設計者，而不是政策與技術的被動接受者。
對環境最好，不一定對農民最好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成果，是BEATLES對五個案例地區的 25種氣候智慧型農業措施進行環境、經濟與社會三方面的永續性評估。
結果顯示，三者之間經常存在取捨(trade-offs)。一項措施在環境上表現優異，不代表它在經濟或社會層面同樣可行。例如再生能源與精準農業可以降低排放、改善資源利用效率並減少污染，環境效益相當明確；可是設備與資本投入很高，長期經濟報酬因而可能受到限制。
這提醒我們，推動永續農業不能只問「哪一項技術最環保」，還必須追問：誰出錢？誰承擔轉型的風險？誰得到最後的利益？
如果環境利益由整個社會享有，成本卻集中由少數農民負擔，那麼即使技術本身很好，也很難期待農民大規模採用。
「公平」不只是多給農民一些補助
這正是BEATLES最有意思之處。計畫將「公平」分成四個面向。
第一是分配公平，也就是資源、報酬與風險如何分配；第二是程序公平，也就是決策過程是否透明、不同參與者是否真正有機會參與；第三是資訊公平，亦即大家能否取得正確而充分的資訊；第四則是人際公平，也就是不同利害關係人在制度與互動中是否受到公平對待。
BEATLES指出，現有農業政策其實已經相當重視第一種公平。政府透過所得支持、補貼或重分配措施，設法減輕農民轉型所承受的經濟成本。
問題在於，另外三種公平，即程序、資訊與人際公平——往往較為不足。
換句話說，政府即使願意出錢，仍然可能由上而下決定農民應該做什麼；農民未必充分參與政策設計，也未必獲得足夠資訊，更不一定感受到自己的經驗與意見受到尊重。因此「補助很多」與「農民信任這項政策」，其實是兩回事。
從研究結果走向12項政策建議
BEATLES並沒有停留在「政策應該更公平」這樣的原則性呼籲。計畫最後進一步提出 12項歐盟層級的具體政策工具，特別希望影響2027年後的共同農業政策(CAP)，以及2028–2034年的國家與區域夥伴計畫(NRPPs)。
第一，確保CSA政策在不同部門與不同地區之間具有一致性：農業、氣候、環境與區域發展政策不能各自為政，更不能讓不同政策彼此產生矛盾。
第二，建立能夠學習與調整的政策制度：政策不應訂定後多年不變，而應建立明確的CSA轉型路徑，在執行過程中持續監測、學習並修正。
第三，把「公平」正式納入CSA措施的設計：政策設計不能只計算減少多少排放，還要檢查成本、利益與風險如何分配，以及誰能參與決策、誰能取得資訊。
第四，對弱勢農民與弱勢地區提供差異化支持：小農、資本不足的農戶及條件不利地區，承受轉型成本的能力不同，因此不能用完全相同的政策要求所有農民。
第五，把行為科學納入CSA政策：農民是否採用新措施，不只是經濟利益的計算，也受到風險認知、信任、習慣、社會規範與資訊等因素影響。政策必須理解這些真正影響行為的因素。
第六，從零散的「綠色措施」轉向完整的CSA轉型路徑：政策不能只是補助一項設備、一次減肥或一項環境措施，而應協助農場循序完成長期轉型。
第七，提供足夠而且時序適當的財務支持：重要的不只是補助多少，也包括什麼時候提供。轉型初期的設備投資、中期可能出現的產量與所得風險，以及後期維持新制度所需成本，都可能不同。
第八，簡化CAP行政程序：如果申請補助、驗證、紀錄與查核過度繁複，行政成本本身就會成為阻止農民參與CSA的障礙。
第九，強化AKIS與農業顧問體系：農業知識與創新系統(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Systems, AKIS)不能只負責傳授技術。農業顧問還要協助農民處理經營、風險、學習及行為轉型。
第十，在地方層級建立成果導向的CSA監測制度：不能只統計「多少農民領取補助」或「多少公頃參加計畫」，還要知道政策實際產生多少生產力、調適、減碳及其他永續成果。BEATLES特別建議細分到歐盟NUTS-3地方層級。
第十一，把數位化視為CSA的基礎設施：數據、監測、數位工具與資訊交換不是附加設備，而是未來CSA政策設計、執行及成果評估的重要基礎。
第十二，把短期政策與2040年的長期轉型目標連接起來：一輪補助計畫結束不等於農業轉型完成。國家與區域計畫應與歐盟2040年的長期氣候智慧型農業及策略目標接軌。
這12項政策建議不是單獨形成的清單。BEATLES透過一個涵蓋21個歐盟會員國、122位專家的多方參與工作小組，讓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農業顧問、農民代表、公民社會與農食產業參與討論；另外還透過線上諮詢向150多位專家蒐集意見。
因此，co-creation不只是BEATLES要求農業政策採取的方法，也是這12項政策建議本身的形成方法。
從「補助農民」轉向「設計轉型」
把12項建議放在一起，可以發現BEATLES真正想改變的其實是農業政策的思考方式。
傳統模式常是：設定環境目標 → 規定農民採取措施 → 提供補助 → 計算參加人數與面積。
BEATLES希望改成：診斷轉型障礙 → 與利害關係人共同設計 → 公平分配成本、利益與風險 → 提供適時財務與顧問支持 → 降低行政障礙 → 持續監測實際成果 → 根據結果修正政策。
為此，BEATLES又進一步設計了一套CSA Policy Toolkit，把政策循環分成三個工具：
DIAGNOSE (診斷)：檢查制度、財務、治理及知識條件是否已經具備。
DESIGN (設計)：協助設計彼此連貫的CSA政策介入與轉型路徑。
MONITOR (監測)：建立指標，檢查政策在生產力、氣候調適、減緩氣候變遷及整體永續性方面究竟產生什麼成果。
如此一來，「公平」與「共同創造」才不只是漂亮的政策口號，而有機會進入政策診斷、設計、執行與評估的每一個階段。
永續農業，也是一個「誰承擔、誰受益、誰決定」的問題
過去推動永續農業，我們經常把問題理解成：農民缺乏技術，所以提供技術；農民缺少誘因，所以提供補助；消費者不了解，所以加強宣導。
BEATLES則把問題往前推了一步。
如果一項永續轉型要求某些人承擔較多成本與風險，卻讓另一些人取得較多利益，再好的技術與補助，也未必足以造成長久的行為改變。
因此，氣候智慧型農業的轉型，不只是技術創新的問題，也不只是「農民願不願意改變」的問題。它更是一個如何重新安排農食價值鏈中的成本、風險、利益、資訊與決策權的治理問題。
所謂重新安排，就是讓受益者共同負擔成本，讓創造價值者合理分享利益，讓轉型風險不再集中於農民，讓資訊更加透明，也讓農民從政策的被動執行者成為共同決策者。
這或許就是BEATLES計畫最值得注意的訊息：
要改變農業行為，不能只要求農民改變；必須讓整個農食系統一起改變。而要讓大家願意一起改變，「公平」可能正是最重要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