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發源、交流與生態環境

關於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最傳統的說法是認為其發源在黃土高原及黃淮平原間的渭、洛谷地，即現在的西安、洛陽一帶。然而這種說法早在民初就遭受挑戰了：先有夷夏東西說，認為中國文化是由北方的兩個民族相激盪的結果；同時也有人提出華夏、海岱、苗蠻的三民族說，加入了南方的民族。近來考古學的許多發現又將中華文化起源的單元說、雙元說推向多元發展的趨向。意即除了中國北方文化不只一個源頭外，南方也同時、分別有許多文化依其生態環境有不同的發展，例如浙江河姆渡文化發展出最早的稻米栽種和特殊的欄杆式建築，以適應當地濕熱多水的環境，其他如四川盆地的三星村文化、湖北的屈家嶺文化、甘肅的馬山文化、蘇北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廣東、雲南、遼寧等地，都依其生態特色而有不同的文化型態。

然而各個文化分別發展外，彼此之間也有直接間接的聯繫，而彼此產生影響。考古學家從陶器和青銅器的形制證實各個文化間交流和融合的頻繁可說超出後世的想像。其物資上面的交流也有許多考古上的證據，例如在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可以發現來自東方海邊的用來當作錢幣的大型貝類和占卜用的龜殼、南方的稻米殼以及西北玉石與小麥。許多物種因此隨著物資的交流在不同的地域間傳播，因而改進彼此的生活。

由於文化彼此間交流的複雜性難以細究，在這裡我們以後來政治的發展，把焦點集中在源於北方中原文化的融合與擴張。關於中國北方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歷來已經有很多學者的研究，其中尤以氣候問題，因為關係到農業及畜牧的發展，而有比較大的爭議。何炳棣研究中國北方農業的起源，認為中國北方古代大抵上是屬於乾旱的氣候，這也是黃土形成的原因，因此發展出最古的旱地陸種農業，與其他文明從由氾濫平原為基礎的農業不同。張光直則引用孢子、花粉和化石的證據，認為中國古代北方的氣候是濕熱的，有許多森林與鳥獸的資源，如象、水鹿等等。這兩種對於古代氣候的不同解釋，影響了對於古代生態環境的推測。何炳棣認為中國古代北方的物種單純，植被多為矮小的灌木或蒿（Artemisia）、藜（Chenopodiaceae）之屬，林業不發達，早期作物亦以小米為主。而張光直則認為中國北方古代物種豐富，有許多高大的樹林也為建築宮殿之用，而除了北方作物以外，南方的濕熱地區稻米也在很早就在北方種植了。然而一方面林木被砍伐殆盡，一方面在漢朝以後氣候漸趨寒冷，也逐漸不見稻米種植，方成為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北方植被景觀。

兩者對於生態環境相異的解釋，對於推測中國北方農業起源有很大的影響，進而決定早期文化發展的樣貌。

　

物種傳播對於中國的影響

人類學家在解釋各個文明的起源與興盛上，逐漸將生態的因素納入重要考量，而在許多生態的因素中，物種的多樣性與傳播近來也慢慢地顯現出其重要性。

醫學生理學家與人類學家戴蒙（Jared Diamond）認為，何以地球上的重要文明都集中在歐亞大陸上，即是因為一方面歐亞大陸地理形勢的複雜使其物種豐富，並具有高度的歧異性，另一方面龐大的陸塊以及東西向的軸線則使得彼此間溝通較便利，有助於物種傳播。原產於中亞與肥沃月彎的小麥得以在馴化後迅速的向東傳到印度和中國、向西傳到歐洲與北非，成為各地的主要糧食作物之一，而美洲、澳洲和非洲南部，則因為沙漠與海洋的阻隔，遲遲未有較有效率的糧食作物出現。美洲、非洲、與澳洲，因為形勢封閉，而大大的限制其文化早期所必須的農牧發展，例如澳洲和美洲缺乏大型的、可馴服的草食動物，故始終未能利用獸力耕作，也沒有輪子的應用；非洲的高粱、澳洲的塊根作物和美洲晚期才發展出來的玉米，則都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使其不能成為主要的糧食作物。因此儘管美洲、澳洲的廣大平原在殖民後都證實了在氣候及土壤上相當有利於一些特定作物種植，如澳洲東部的平原、北美大平原的小麥帶與玉米帶、阿根廷的彭巴草原，甚至南非高原等，都成為當今重要的農產區。然而在這些作物引進前，當地沒有興盛的農業，而大部份的居民都以漁獵為生。

中國一直被視為是世界重要的種源地區之一，並且很早就發展出高度的農業，以至於常被認為足以自立自足，孤立於世界之外。然而物種傳播與外來物種的引進在中國農業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同時中國文化在從北方逐漸從西北和南方拓展時，不但增加與其他文化的接觸，並且也不知不覺中吸收並融合了許多新的物種。我們可以從中國糧食作物的演進來印證這種情形。

中國傳統上對於重要的糧食作物有五穀、六穀乃至八穀、九穀之稱，其包含的內容並不一定，如周代《大戴禮》的五穀指黍、稷、麻、麥、菽；明朝《本草綱目》中的八穀指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而清朝程瑤田的《九穀考》則包括粱、黍、稷、稻、麥、大小豆、麻、菰等。一般而言，中國古代主要的糧食作物大概有粟（Setaria italica）、稷（或稱黍稷，Panicum miliaceum，以上兩種通稱小米，古代對於粟稷禾黍並沒有很大的分別）、高粱（或稱蜀黍，Andropogon sorghum）、稻（Oryza sativa，包括稉、秈、糯三種）、麥（Tricticum）、大豆（Glycine max，或稱菽）和麻（Cannabis sativa，或稱蕡、苴）。早期最常見的是粟和稷，一般常通稱用來表示平民的食物，如以「社稷」（即祭祀與農耕）來表示國家大事，以及《史記》中以「義不食周粟」來形容伯夷、叔齊的決心。粟跟稷都是中國原生的植物，在新石器的遺址中常常可以看見，並且在史前就曾經外傳至歐洲地區。高粱也是中國原生的作物，有中國北方和非洲西部兩個種源，在西元一世紀時傳至印度和波斯。然而高粱早期的應用並不十分廣泛，屬於較為高貴一點的食物。大豆則是農民蛋白質的主要來源，生長在低濕的地方，很早就被運用了。麻則多半食其子。

而後來地位更重要的稻與麥可以說都不是中國北方的原生作物。一般認為稻的起源在有印度和東南亞的熱帶稻，和中國南方的水稻。中國河姆渡文化中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栽培，並且在北方的仰韶文化中亦發現有穀殼痕跡的陶器，在商代的卜辭中亦有關於稻作的記載。然而稻作早期在中國北方的栽種並不普遍，屬於珍貴的穀食。論語：「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將稻和錦相提並論，其地位可見一斑。稻米在漢朝以後，由於灌溉事業日益發達，以及對於南方的開發，才漸漸普遍成一般的民食，然而白米一般而言仍算是較貴的穀物。宋朝時，從占城（今中南半島高棉、越南一帶）引進一年多熟的占城稻，對於稻米的普及以及南方的開發有重大貢獻。

麥在中國早期也是屬於高貴的作物，如殷商卜辭中有「月一正，日食麥」的記載，可見麥是新年時才吃得到的食物，並非日常食品。除此之外卜辭就不見對於麥的記載，證明在殷商之時，麥的種植尚未普遍，一直到周朝晚期，麥仍然是貴族較常能吃到的穀物。麥並不是中國的原生種。麥以前名為來或牟，《詩經周頌•思文》中有「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意即上天賜給我們來跟牟來植育。可以見得麥類是較晚傳入中國的，因不知所來，故認為是上天所賜。因而原為象麥形「來」字被假借為「來去」之意，而另造「麥」字。麥的原生地在中亞及西亞一帶，約在新石器時期由西北傳入中國，其年代可較稻米的運用稍晚。

中國古代分別由西北和東南傳入的糧食作物，雖然在早期尚未如此普及，但隨著農耕技術的進步與品種改良，逐漸取代原生的粟稷，成為中國主要的糧食作物，影響極大。其後，在明朝初期由於對西南的開發，引進了雲貴地區的玉蜀黍（此玉蜀黍原生於美洲，考證經由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傳入中南半島，再傳入雲南）；明朝中葉又從南洋引入亦原產於美洲的甘藷。這兩種作物成為當時最好的救荒作物，並且充分利用了中國東南及西南的丘陵地。有學者將明清人口的快速成長歸因於這些作物的引進。

　

1. 中國外來作物的引進方式

中國的地理形勢看似封閉，實則仍與四方保持密切的聯繫，然而因為史書上對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記載一向缺乏，故常常被忽略。一般而言，中國外來物種的引進方式如下：

• 文化擴張的結果

中國文化從黃土高原、黃淮平原之間的谷地開始發展，在生活空間擴大的同時也在與自然環境競爭著。從微觀的層面而言，個人與自然界間的合作與鬥爭不斷的在進行著，將草莽轉化成適合人居住的環境，將野生植物馴化為可供利用的作物。所謂的「中國內部」事實上也有許多未開發的地方、居住著生活型態互異的居民。例如春秋戰國時期所謂的胡與漢事實上常常是雜處的，比鄰而居於北方平原上，彼此也常常呈現競爭的關係，而以生活型態區分彼此。中國文化大部份時期常常保持這種內部族群合作又競爭的情況，並不是一般想像中的全然是漢族的農業社會。從巨觀層面而言，中國文化常常因政治、社會的因素擴張，這種生活空間的擴大，常常跟隨著新物種的引入。例如三代時期從渭水谷地拓展至黃河、淮河下游；秦漢統一時期因為國力強盛得以初步的像西北、東南、西南和東北四方擴展；魏晉南北朝北方的動亂反而使得南方的產業大為進展；以及唐朝對於西北、明朝對於西南和清朝對於東北的經營，都使得中華文化圈內各個互相歧異的物種得以有交流的機會。這種生活空間的擴大，無形中也增加了物種庫的複雜程度。

　

• 與草原民族的接觸

歐亞大陸內部的寬廣草原，從西伯利亞、中國東北、經由蒙古、新疆、中亞、波斯、阿拉伯半島、北非沿海、南俄平原，一直延伸到歐洲平原，期間暢通無阻，是游牧民族的天然舞臺。這些游牧民族一方面彼此之間有很頻繁的往來，一方面與其大陸邊緣的農業民族有物產交換或侵略掠奪的關係，物種因而得以藉此迅速的在歐亞大陸四周傳遞。最近對於中亞游牧民族的研究越來越多，顯現出即使是相隔遙遠，從中國西北到歐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由於遷徙和密切聯繫的緣故，其文化常常有共通之處。在各地區政治、社會勢力都尚未成熟的時代，小麥、粟等作物，馬、羊等牲畜，以及鐵器、輪子等發明，即是仰賴這些游牧民族，而得以迅速的在歐亞大陸兩端之間擴散。

　

• 戰爭或政治因素

戰爭雖然對農業與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但是伴隨兩個文化之間的大規模戰爭的，常常是物種和發明的迅速交流。以西方的例子而言，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印度、蒙古東征以及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都在當地產生相當大的物種衝擊，而地理大發現後的殖民運動，更改變了全球的物種分佈。就中國而言，漢武帝吞併河西走廊、經營西域，以及唐朝對西北和西南的戰爭等，都從西方引進了相當多的物種，如葡萄、胡桃、苜蓿等等。而近代的帝國主義，亦使中國接受許多了許多新作物。

　

• 對外貿易

中國藉由陸路與海路而與西方、印度、南洋有密切的貿易往來。在唐朝時，廣州為溝通南海的孔道，有上萬名阿拉伯人長期居住貿易，而成都則為西域、吐番、大理、印度之間的輻輳中心，也是著名的國際城市。而元朝的泉州更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港。這種密切的貿易來往，直接間接的促進物種交流，例如印度棉花傳入中國和中國絲傳入西方，對雙方的紡織品產生重大的影響，而香料、藥材等奢侈品，更常經由這種管道傳遞。而在世界貿易體系極為發達的現代，世界貿易更已成為物種傳播最主要的途徑。

　

• 有意的栽培和引進

部份人士有意常常栽培與引進新物種，以促進自己或公眾的利益。例如前述的占城稻和甘藷，都是官員主動向外地引進。漢武帝也曾經有過把外地的植物拿到長安宮苑種植的實驗，其中有些成功了。這種有意的物種實驗在中國的記載中不在少數，其中很有名的就是唐時牡丹花的移植。此外也有一些中國的物種經由這種途徑傳播到外地，例如原產於中國雲貴高原、青康藏高原的杜鵑花，便是經由英國人的移植，而成為西方受歡迎的園藝作物之一。

關於中國外來作物的研究，以往多半集中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如茶、棉花）上，對於水果、蔬菜等副食品的討論不多見。事實上中國的水果種類十分豐富，對於水果的應用相當早，並且是第一個發展出複雜的「接枝法」的地方。中國對於水果的廣泛運用，可以從各種祭祀、典禮、會議、餽贈都使用到水果可以看出來。《周禮•地官司徒第二》：「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即是主掌果園以及禮儀上用果的官。《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則表示出早期中國廣泛的在贈禮中使用水果。以下以各種水果傳入的地方，簡單的介紹中國水果的傳播與運用：

中國早期的水果，其原產地多為西亞（如葡萄）、中亞（如早期的蘋果）、地中海（如橄欖）、印度（如一些柑橘類）、南洋（如椰子、香蕉）。近代由於中西交通發達，又引進許多不同來源的水果，如鳳梨、番茄、番石榴、草莓、蘋果、南瓜、蓮霧、百香果、奇異果、葡萄柚等。這些水果中有些來自南洋（如蓮霧）、有些來自新大陸（美洲的南瓜、鳳梨和澳洲的奇異果）、有些很晚馴化（如各種苺子）、有些本身經過許多品種改良，是育種下的產物（如許多種類的蘋果、葡萄柚）。這種種水果豐富了我們的日常飲食生活。

中國早期水果的學名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