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言

現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Homo sapiens sapiens)出現之後仍舊有數千年的時間過著自直立人(Homo erectus)以來便採行的搜食生活(foraging)。然而隨著自西元前15000年以來全球氣溫的上升及冰川的後退，人類所仰賴的食物也從許多大型的、再生速度較慢的動物(如猛瑪象)轉後向較小型、再生速度較快且充足的動物，如魚類、軟體動物、兔子之類等等。

例如人類學家David Lubell(1988)和他的同事們在阿爾及利亞東部的Kef Zoura發現的遺址中重新建構了一個以採集蝸牛為食的文化，稱Capsian文化，時間大概是距今一萬年到七千年前。Capsian人指得是中石器時期一群以陸地蝸牛維生的人，他們所賴以維生的蝸牛種類包括一種現今法文稱escargot的蝸牛。在Kef Zoura的遺址中挖掘出超過百萬的蝸牛殼。Capsian人在吃盡了當地的蝸牛之後便移往他處，他們同時也採食植物而非單以蝸牛為生。

在日本的Nittano(靠近東京的一個海灣)(Akazawa 1980)地區所出土的遺骸提供了在此時期廣泛搜食的另一個證據，Nittano地區的Jomon文化，時間大約是距今六千到五千年前，Jomon人獵捕鹿、豬、熊、羚羊等為食，同時也吃魚類、貝類及各種植物，在這裡發現300種的貝類和180種可食用的植物。

早期人類在食物生產(food production，或稱產食經濟)上的嘗試也反映出人類在食物的取得上更為廣泛的途徑，這點比起其他方法要更具意義。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前，中東地區(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約旦、以色列)的人類在經濟生活上有了重要的轉變，他們開始介入所搜食的動植物的生產週期，並最終成為人類史上最早採行農業和畜牧生活的人。他們開始食用自己所種植或馴養的動植物，到了一萬年前中東地區的人們所仰賴的廣泛食物來源已經包含了他們自己所馴化(domesticate)的動植物，而到了七千五百年前，逐漸由廣泛的搜食轉為依賴較少種類、馴化的食物來源。

Kent Flannery(1969)為此時期的產食經濟之發生定出一連串的分期，首先是半游居的漁獵採集生活(12000到10000B.P.)，包括人類開始馴化動植物之前廣泛的搜食活動的最後階段；其次為早期乾耕及牧羊時期(10000-7500B.P.)，乾耕指的是單純依賴雨水的耕種。到了產食的專業化時期(7500-5500B.P.)，許多新的作物被栽種食用，包括許多更多產的小麥及大麥，牛和豬也被馴養。到了5500年前，農業展到兩河流域的沖積平原上，而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人(Mesopotamians)開始居住於市鎮之中，最後發展而為城邦，冶金術、輪胎等隨後被發明，經過約200萬年的石器時代，人類開始進入銅器時代。

考古學家V. Gordon Childe(1951)以新石器時代的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來指稱，產食經濟的起源及影響，新石器時期同時用來指稱更精細的石器製造，但較重要的意義仍是一個新的生計模式的產生。現在新石器時期被用來指稱一個文化中最早有馴化的行為之後的時期。在中東，時間約是距今一萬年前，之後在八千年前的南亞及東南亞，七千年前的非洲及東歐，五千年前的西歐及墨西哥陸續出現產食經濟，人類物質生活及文化、社會生活都有了不同的面貌。以下我們專就中東地區產食經濟的起源討論。

二、中東地區產食經濟的起源

要解釋產食經濟何以起源於中東，我們必須先對此區域的地形有所了解，其中主要可分為四個不同的地形區：高原(1500m)，側翼丘陵區(Hilly Flanks)，莽原(steppe)，以及兩河流域的沖積平原區(30-150m)，在這四個地形區中，側翼丘陵區為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北側的林地區域。

產食經濟曾被認為起源於沖積平原的綠洲之中，而西亞的文明也隨之而起。現在我們知道儘管世界上最早的文明的確在此興起，然而灌溉作為此乾燥區域不可或缺的事務事實上是較晚的發明，約在距今七千年前，食物的生產並非在此乾燥的水流區開始，而是在雨水充足的區域。

氣候的變遷對產食的起源影響的很大，在冰河期的晚期，各地區在氣候上都有很大的改變。Lewis Binford(1968)認為在中東的某些地區(例如側翼丘陵區)，野生植物之繁盛使得人們得以營定居的生活。Binford以分布甚廣，主要以廣泛的搜食經濟維生的Natufian文化為例(12500-10500B.P.)，Natufian人主要以採集野生穀物和獵捕羚羊維生，他們可以整年都待在同一地區(早期的村落)因為他們收割鄰近野地裡的小麥長達六個月之久。

D. O. Henry(1989)紀錄了Natufian時期前的氣候情況，大致是向溫暖潮溼的方向改變，因此野生的小麥及大麥得以往更高的地區蔓生，並且使得收割的季節同時變長，最低的地區可以在春天收割，隨著高度的遞增，收割的季節也跟著變晚，而Natufian人就在最方便於收割的地區建立村落。

然而這樣有利的搜食模式卻因為另一次的氣候變遷(11000B.P.)而有所改變，許多野生穀物成長的區域變得乾燥，可供採集的區域因而縮減，Natufian人只能聚居在有穩定雨水的地區，隨著人口的增加，有人嘗試藉由將野生的穀物移植到這些雨水充足的區域，於是便開始有了耕種。

許多學者在解釋產食經濟的起源時認為最有可能採取新的生計策略的人，是那些在採取傳統生計策略時面臨難題的人(Binford 1968; Flannery 1973; Wenke 1990)。因此，古代居住於野生食物充足的區域之外的中東人(尤其在氣候變乾燥之後)最有可能去試驗、並因而導致新的生計策略。最近的考古資料也支持這樣的假設，即馴化開始於邊緣地區而非如側翼丘陵區這樣食物優渥的地區。

即使在今天，野生的小麥在側翼丘陵區生長得極為茂盛，只要用新石器時期的技術花上一個小時就可以簡單收獲到一公斤的小麥(Harlan and Zohary 1966)，人們實在沒有理由在這樣食物充足的環境之下發明耕種。野生的小麥成熟極為快速，而可以供三個星期的收割，Flannery指出，一個有豐富植物採集經驗的家庭在這三個星期內就可以從中收穫達一公噸的小麥，足夠供應他們一整年的需要。當然，在收穫之後，他們必須加以儲藏，因此必須採定居的生活。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何以中東地區定居的村落生活要早於完備的產食經濟，Natufian人和其他側翼丘陵區的搜食者必須在野生穀物生長最為茂盛地區就近定居，他們必須找個地方儲藏糧食。除此之外，他們畜養的羊可以在人們收割之後食用這些植物的殘株，這同樣有利於定居的生活──穀物與牲畜等基本需求在相同的地區都可以獲得。

許多Natufian的聚落因為人們居住時間較長而有較穩固的建築，敘利亞的Abu Hureyra最早在距今11000-10500年前被Natufian人佔據，後來Natufian離開之後又有新的一批人移入，時間約在距9500-8000年前之間，他們已經是食物的生產者。在Natufian居住之下的Abu Hureyra就已經有研磨穀物的石器和其他野生植物的遺骸，其中也包括了50000個瞪羚(gazelle)的骨頭(Jolly and White 1995)。

在馴化開始之前，側翼丘陵區有最密集的人口，而最後過剩的人口開始擴散至鄰近區域，這些移出者最初嘗試採行如在側翼丘陵區時的廣泛搜食經濟，然而有限的資源使得他們不得不尋找新的生計模式，最終成為食物生產者(Binford 1968; Flannery 1969)，最早的耕種起源於人們在一個較為貧瘠的環境中，嘗試去“複製”在側翼丘陵區內的繁盛植物，這樣的一個努力。

三、食物生產的益處及代價

產食經濟帶來了好處和壞處，好處包括了許許多多的新發明，如編織、陶器、磚、鍛鐵等等。5500年中東人民住在充滿活力的域市中，裡頭有著市集、街道、神廟及宮殿，他們創造出各種雕刻、壁畫、文字系統，測量、數學、及新的政治及社會組織等等。

但是這樣一個革命性的進展也有缺點在，例如比起搜食者，食物的生產者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和心力在食物上，而往往吃得較不充裕、較少變化、較不營養、健康──搜食者的食物往往有較豐富的蛋白質而較少碳水化合物。而隨著產食的出現，人們的健康情況也隨之惡化，傳染病、蛋白質缺乏、齲齒等等，相較之下，搜食者往往較免於疾病與壓力，並且有較充分的營養。除此之外，食物的生產也帶來了社會的不平等，例如奴役制度，貧窮、戰爭、人犧也不斷的出現並擴展，同時人類對環境破壞的速度也隨之增快。

然而樂觀的進步觀念往往使得人們認為它所帶來的利益多於必須付出的代價。

參考書目：

Kottak, Conrad P.

1997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pp. 19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