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及氣候的型態岐異甚大，加以農跟耕歷史長久，因此發展出多種作物，名列Vavilov八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首。
秦嶺以北的北華帶
(李，1966) 為黍、小米、大豆等農作物，蔥、菲、葵、結球白菜等蔬菜，麻、桑、漆等特用作物以及桃、李、杏、梅、櫻桃、梨、山楂、柿、棗等果樹的起源地。而華南帶以其豐富的植物資源，孕育出茶、苧麻、葛、桐、山藥等特用作物，紅豆、芥藍、萵苣、蕎頭、金針、竹筍等蔬菜；水生蔬菜如芡、慈姑、菱、篿、甕菜，水芹及果樹如酸橙、甜橙、柑橘、金柑、枇杷、荔枝、龍眼等。
而在其悠久的歷史中，先後傳入的小麥、大麥、稻及各種蔬果更不計其數。這些植物經長期的栽培，常發展出相當多的品種，從齊民要術等古籍中即可略之一二。
此外，中國自古也是觀賞植物、藥用植物及林木的大本營。遠在周朝以前，芍藥、茶花、女貞、蘭、菊、蓮等花卉已有栽培
(程，1985)；宋朝張翊所著的花經，更評定當時流行的花卉凡72種；牡丹、菊花品種之盛，點明了古人選種所下的工夫。甫於去年出版的中國花經(陳、程，1990)記錄花木188科、722屬、2354種，其中頗多起源於中國。就藥用植物而言，明朝
(約1593)李時針的本草綱目就記載有草、穀、菜、果、木等863種植物可供藥用者。近代科學的分析更顯示出龐大的植物二次代謝基因庫，台灣商務所代為出版的『中國本草圖錄』收編藥用植物共計4520種，逐一記載其成份及療效，可資證明。可惜以中國如此豐富的植物資源，卻缺乏科學的蒐集保存的傳統，所喪失者已不可計數。漢武帝建上林苑，曾種植三千餘種的花木
(程，1985)，能否稱之為植物園，仍不無疑問。而其既為皇室私人的收藏，歷經政權更替後，也就蕩然無存了。反之西洋在近代科學昇起之初，就已注意到系統化研究植物的重要，稍早於本草綱目時，意大利在
1545年即徵收修道院用於Padua大學建立第一所植物園，1552年已收集1500種植物。在兩公頃的土地上所栽種的活植物最高記錄曾達1萬6千種；幾經戰亂，仍保存有八千之多(Anon，1973)。植物園傳統的功能雖因植物生理、生化學的進展而曾略有消退或改變，近十餘年來由於植物遺傳資源的備受種視，而再度擔起學術上重要的任務(見Heywood，1989)。 種源制度與種源的蒐集中國自一世紀前移植近代科學，直到本世紀中才趕上收集種源的朝流。不過在境內較大規模的植物獵種，應以R. Fortune、G. Forrest、N. B. Ward、及R. Farrer等人為先；在1843至1915的短期間內，這些英國人從中國引入了許多觀賞植物，使得這些植物的美姿因而得與世人見面。玫瑰、杜鵑、茶花、芍藥、報春花、百合等只是其中少數最著名的。
俄人Vavilov在1920年代率領的團隊可說是在中國國土上首次的作物遺傳資源探索。中國政府在1956－1958年也曾大量的收集作物地方品種，據云共採集了50種作物20萬批材料(Avon，1989；Zhang and Dong，1989)，從種源科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也不算晚。可惜由於缺乏適當的種子儲藏技術及設備，又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間的破壞，幾乎已蕩然無存(依Zang and Dong的文章則尚存15萬份，宜存疑)。
這個創傷要等到1978年才恢復。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在1978年成立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以之為中國作物種源工作的火車頭，歷經十餘年的努力，目前已有相當可觀的成就。
作物品種資源研究所目前設有種源考察室，除了進行計劃的協調管理，也實際從事國內種源的調查蒐集；引種研究室主管國外引種及對外種質交換；種質貯存研究室負責各種種原長期保存方法的研究及資料的管理。此外尚設有稻類、麥類、玉米豆類、高粱糜谷等研究室，負責各作物種源的蒐集及整理，並進行特性調查及利用的研究。生理生化研究室對主要作物品種資源進行抗逆境的鑑定及品質分析。遺傳研究室對主要作物品種資源進行遺傳評價及種原創新的研究。抗病蟲鑑定研究室則檢定主要作物品種資源的抗病蟲特性。
種子的儲藏，1988年完成使用；該庫儲溫10℃，容量八萬批。其後由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建造第二種子庫，於1988年完成使用；該庫為儲溫-18℃的遠程保存庫，容量高達40萬批。種源研究所的計算機室設在第二種子庫內，負責種源數據庫管理系統的發展及登錄。此外，與其它國家種子的交換也是由該所負責。
中國農業科學院其它研究所也都有其在作物種源的任務。這些單位如北京的蔬菜研究所、杭州的水稻研究所、安陽的棉花研究所、鄭州及遼寧興成的果樹研究所……等，負責各作物有關種源研究計劃的策劃及協調，以及種質的蒐集、鑑定、調查及中程儲藏。而各省級以下的地區農業研究單位則除了配合品種資源所進行當地的種源蒐集外，本身也是種源中程保存的場所，並且進行種源特性的調查評估。由於1984年以來，農業研究經費不再逐年增加，各研究單位的經費相當拮据，研究工作部份單位轉為生產工作的情形頗為普遍，因此地方農業單位很積極的爭取種源特性檢定的所謂國家級計劃經費，也有讓博士班研究生以種源特性檢定作為論文題目的(私人採訪，1991)。
種源蒐集在1979－1984期間發動專家、在地技師及農民進行地方品種的收集，五年間得到50餘種作物約十萬批種子；而在1975－1985年間從雲南西藏等地獲得野生種質，包括稻、大豆及溫帶、亞熱帶牧草等五萬批(Zang and Dong，1989)。從雲南、西藏也收集了很多辣椒屬、茄屬、蔥屬、及瓜類豆類的種源；在羅霄山、南峒、五指山、神農架等地區發現一些野生或半野生的柑桔類型。另外於1986－1990在海南島探查，共收集5545批各種作物種源材料及8236份標本，400個高產、優質、矮莖和早熟的品種以及一些野生近緣種。此外也發現六個新種及八個海南島新記錄種(以上散見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委員會IBPGR亞太地區通訊)。
種源的儲藏調查記錄
這些材料經由全國400餘單位2500多位科學家的參與，目前已繁殖保存登錄於國家種源庫的共計221627批(表一)。入庫的種子其發芽率至少85﹪，每批種子最小存量小粒者10000粒，中等者6000粒，大型及特大型種子則分別為2500及1000粒。預計至少每十年一次監測種子活力。此外甘藷及馬鈴薯入庫試管各400及305份。
表一、中國國家種源庫保存種源批數(IBPGR亞洲和太平洋地區通訊第五期，1991)
| 水稻 | 48655 | 鼓豆 | 1534 | 篦麻 | 630 |
| 野生稻 | 3474 | 蠶豆 | 2202 | 菸草 | 1894 |
| 玉米 | 11090 | 鷹嘴豆 | 209 | 紫蘇 | 172 |
| 小麥 | 30527 | 赤小豆 | 842 | 棉花 | 4296 |
| 小麥近緣 | 285 | 鵲豆 | 17 | 亞麻 | 548 |
| 大麥 | 10712 | 小扁豆 | 543 | 黃麻 | 387 |
| 高粱 | 10035 | 多花菜豆 | 84 | 洋麻 | 304 |
| 燕麥 | 1493 | 萊豆 | 24 | 大麻 | 127 |
| 小米 | 19290 | 刀豆 | 6 | 牧草 | 1563 |
| 黍 | 5492 | 樹豆 | 5 | 綠肥 | 408 |
| 大豆 | 17037 | 翼豆 | 2 | 甜菜 | 552 |
| 野生大豆 | 5197 | 藜豆 | 14 | 甜瓜 | 264 |
| 花生 | 4166 | 蕎麥 | 1513 | 西瓜 | 261 |
| 綠豆 | 3244 | 油菜 | 3323 | 蔬菜 | 17288 |
| 紅豆 | 2677 | 向日葵 | 1264 | 遺傳材料 | 415 |
| 豌豆 | 2443 | 芝麻 | 3121 | . | . |
| 菜豆 | 1848 | 紅花 | 240 | 總計 | 221627 |
這些種源材料的有關資訊皆登錄於國家種源數據庫之中。該數據庫於1986年開始建立，分三個支庫，第一支庫記錄國家種源庫48種農藝作物204339批及蔬菜作物17228批種源，總計221627組記錄3324405筆數據，及平均每批材料15筆基本資料。此外各份種子所在位置、種子活力及入庫日期等資料亦皆包括在內。第三支庫記錄1980－1990年間與國外交換的97452批材料的數據。而第二支庫則包括272000批種源特性調查的資料共9139214筆，大多為農藝性狀包括原產地、來源、種、國家、保存單位及名稱等基本資料、植物學形態、物候學資料、及其它農藝調查性狀等共55000筆數據。品質則包括粗蛋白、離氨酸、總澱粉、直鏈及支鏈澱粉、膠體硬度、糊化溫度、糙米率、精米率、18種氨基酸、4種維生素、6種微量元素、色素及感官香味等26200筆數據。各類抗性如耐寒性17000筆、耐旱性13000筆、耐鹽性13000筆、抗各種病蟲能力156000筆(楊等，1990)。
中國植物種源的國際關係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植物種源活動，實際上也從外國得到不少幫助。除前述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建造種子庫之外，IRRI的張德慈博士及IBPGR的陶嘉齡博士皆參助中國植物種源的工作。中國近五年每年捐贈IBPGR的金額約5萬美元，在20個資助國家及單位中排名第16(日本最高，1989年達125萬)。而IBPGR在中國也有重點工作，例如從1986年起，IBPGR與中國共同組隊在四川省及西藏收集到野生小麥屬約400批種子110份標本，在長白山及小興安嶺地獲得18種97批種子107份標本；而在IBPGR的協調下，CIAT(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在廣東省及海南島採集了172批豆科牧草樣品。從1990年開始，北京植物園承擔IBPGR資助，在福建、浙江、江蘇、安徽及山東諸省考察收集到48份各類的紅花資源。IBPGR並將北京種源庫列入全球作物種源網中，負責甘藍及蘿蔔的全球基本儲藏。
此外IBPGR於1988年在北京設立東亞辦事處，以協調中國及東亞其它國家合作有關植物種源工作事宜。IBPGR也支持一些研究計畫，如廣州中山大學有關荔枝、龍眼及芒果種子或切離胚的儲藏技術、北京植物園有關超乾燥對白菜種子生理及解剖的影響，以及江蘇農科院的油菜種子休眠性等。(以上散見近年IBPGR年報)。此外中國也主辦過國際種源研討會。荷蘭近年發起有關東南亞植物遺傳資源(PROSEA)調查的大型國際計畫，在印尼舉行研討會時(見Siemonsma and Wulijarni-Soetjipto，1989)，中國也派員參加。
近年來中國與90餘國家進行種源的交換(表二)，不過並非種源庫所有的材料都可以任意供應，只有列於交換目錄(，1987)的4403批材料才能提供國外，其中包括水稻999批、小麥621批、大麥84批、玉米542批、高粱448批、小米192批、棉花189批、大豆621批、油菜147批、蔬菜549批。未列入名單者需經政府核准後方能出國()。
表二、中國在1972－1986之間國際種源交換數量(Zhang and Dong，1989)
作物 |
引進批數 |
外送批數 |
食用作物 |
75635 |
12650 |
油料作物 |
4851 |
1437 |
特用作物 |
2351 |
199 |
果樹 |
1717 |
685 |
蔬菜 |
5948 |
1323 |
綠肥牧草 |
1696 |
340 |
其它 |
593 |
152 |
合計 |
92791 |
16786 |
部份材料，如水稻及大豆的野生種源，以及特殊的柑桔類材料是限制出口的(見Anon，1990)。但是這些材料或許可以購買，例如美國的Occidental Petroleum及Zoecon Corporation已分別向中國買到水稻品系及大豆一套地方品種(Kloppenburg，)。相對於品種(育種者)權，近三年來國際植物種源界熱烈的討論農民權(也可說是種源權)，兩者之間如何平衡頗多爭議，以購買的方式獲得種源材料或許是可行的辦法之一。除了作物之外，中國對於觀賞花木的限制較少；例如從1976開始，美國也數次與中國的科學家共同探查種源，得到許多珍貴的植物(Cunningham，1988；1990)，如Abies baishanzuensis、Emmenoterys henryi、Magnolia amoena、M. denudata、M. cylidrica、Schizophragma hydrangeodes、S. integrifolium (其美姿可參閱Lancaster，1991)、Styrazx Wuyuanensis、Viburnum macrocephalum F. keteleeri等。由於國民所得偏低，相當期間內中國可能無法顧及多數的觀賞植物，因此肯讓外國專家合作開伐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們至少對玉蘭(Magnolia spp.)、丁香(Syringa spp.)、牡丹、荷花等若干種已略有成績(見中國花經)。
海峽兩岸植物種源的關係
海峽兩岸有關植物種源的關係又如何呢? 中國在1972－86年間送給其它國家的種原雖然高達16786批如表二所示，對台灣卻有不同的態度；亞蔬中心提供不少材料，甚至番茄雜交種親本給對方，多次向對方函索種子，卻皆一無所獲。在一次座談會上(郭，1991b)，亞蔬專家賴森雄先生針對此點提出質疑，對方始終未有明確的承諾。筆者一再追問，最後得到的答覆是可以讓我透過某學者私下取得種源。因此雙方種源的公平交換，仍需相當時日的努力。
實際上植物種源已是全球性的議題，我們宜以世界觀來檢討國家種源政策，根據發展的需要以及種源分佈儲藏的國際現況來決定優先次序，再來討論何種種源可以由對岸獲得。然後派遣專家學者先搜集資料，不論書面或是田野的，才能商議如何蒐集。目前我們學者專家已經常往返海峽兩岸，卻因缺乏統合的機制而無能凝聚獲得的資料，殊為可惜。這個非正式的管道是雙向的，也無謂吃虧，若要分高下，則可能決定於雙方植物種源制度的優劣。這點我們因制度的缺如(郭，1991a)，目前卻是屈居下方。
我國沒有種源制度可言，有現成的案例。海外會派農技團到種源豐富的國家工作已有相當長的時間，可惜未能在種源蒐集上發揮應有的功能；不是農技團無能，而是我們沒有好的種源體制來善用這些絕佳的據點。
這個關鍵還是可以從中國種源史的片段加以闡述。中國近代史上，在1836年林則徐因禁煙而將外國商人驅逐到香港，關閉了外人與中國接觸的管道。但鴉片戰征失敗後，滿清政府於1842年簽定南京條約，開放澳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准許外商上岸。當年英國皇家園藝學會的決策層立刻體會此為蒐集中國植物資源的良機，由遠東委員會遴派Robert Fortune於1843年入境中國(Fisher，1981)，開使植物獵種史最驚心動魄的一頁。
而除了蒐集外，英國雜交育種界，專業的及業餘的，早在孟德爾時代之前，就已準備好利用這些材料。以打破碗花花(Anemone hupehensis)為例，Fortune在長江流域找到這種墳場慣見的野花，1844年送回英國，兩年後已在Chiswick Garden綻開花朵。由於採種需在溫室，不利於大量推廣。於是G. Gordon拿北印度的A. vitifolia來交配，育成粉紅色的A. x elegans，稱之Japanese Anemone，十年後更有白色系問世，使得英國花園在秋天年點綴以美麗的花朵。按Fletcher(1969)的說法，Fortune所花費的1800英鎊實在太值得了。從這一頁中國植物種源滄桑史來看，有待我們反省及努力之處還不夠多嗎?
郭華仁 1991/92 中國的植物種源。種苗通訊(8): 3-4 & (9): 11-12.
引用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