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代就有歐美、日本的學者指出現代農業的缺失，倡議另類農業，不過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生態、再生有機農業才逐漸成為國際議題。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2013年指出食農問題錯綜複雜，其解決之道乃在由基於綠色命的工業化慣行農法轉移到基於農業生態系統的永續、再生農法，而且把這樣的食農系統改變稱為「典範轉移」。
然而基本上至今慣行農業仍然不動如山，難以大幅度取代。
食農系統典範轉移遇到相當大的阻礙，IPES-Food在2016年列出了癥結之處，並提出了若干解決之道,，其中就有公家預算轉移到多樣化生態農法並且以公共採購支持生態有機農產品等。
全球農業和糧食系統營養專家組(Global Panel on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for Nutrition)在2020年的出版品中探討食農系統轉型的財務問題，而將此議題帶入2022年的世界糧食高峰會。實際上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高峰會之前也提出轉型的經費問題。
期刊Nature Food在六月刊登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編輯室寫的，另一篇是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與美洲農業合作研究所 (IICA)學者合撰的評論，談的都是強調透過財務的改革來加速食農系統的轉型。
這兩篇文章指出，在高峰會上，世界銀行等機構組成「財務槓桿Financing levers」，該任務組後來提出「糧食財務架構Food Finance Architecture」，指陳五大重要融資工作：1. 重塑公眾支持和誘因；2. 將健康、環境和社會風險納入財務決策；3.將可用的金融產品和商業模式予以規模化；4. 確保公平的食農系統；5. 加強食農的治理和穩定。
世界銀行估算，食農系統的隱性社會、經濟和環境成本高達12 萬億美元，而實施前五項融資要求，每年可釋放出 4.5 萬億美元的新商機。不過根據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在2030年之前全球每年需要 3,500 億美元，才能確保食農系統的轉型，來實現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等各項永續發展目標。這樣龐大的資金需要國際金融機構、各國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挹注。
要點在於如何重新調整和加強食農系統投資的所有融資來源，俾能提升農業的韌性與永續性、並且達成糧食保全與健康飲食。也就是說，不僅需要找到新的資金來源，還要把現行可用資源做更妥善的利用。現行全球對農業部門的公共支持每年超過 8,000億美元，但主要的支出都會扭曲市場，都用在造成農業無法永續的農法。若能加以調整轉型，會是促進食農系統轉的巨大動力。
然而食農系統的組成分相當多元，包括各種理念、機構和利益，而且經常相互衝突，很難協調出一致的具體行動，因此退而求其次，列舉出前述五大共同目標和解決方案，期能談出達到共識的進程，可能是較為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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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國，慣行的轉型有機也面臨很大的挑戰，幸好在游錫堃院長帶領之下，於2018年立法院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農委會因之寬列預算，針對有機部門給予獎勵或補貼，有機面積在這幾年略有所成長。
不過，就如前文所說的，額外的有機預算是不足的，重點在於預算的轉型。因為預算沒有轉型，原本九成多的慣行農業仍繼續接受原有的預算支持，這會嚴重削減轉型的原動力。若農業預算能夠縮減對慣行農業的支持，轉向支持有機農業，轉型的幅度才可望趕得上2050年達到有機國家的目標。
在2011年草擬促進法時，我建議條文中明列預算轉型，即「中央主管機關編列農業預算，應以全國農業生產逐年轉型為有機農業為原則」。後來的仰山基金會正式版本的文字改為「中央各機關編列之農業相關預算，應本零基預算之精神，依據國家有機發展之目標，….逐年調整預算，並於四年內完成全部之預算調整」。
不過在立法院通過的法條，卻是「主管機關為推廣有機農業，應寬列預算，並每四年滾動檢討調升幅度，以達全國農業有機化為目標….。」，預算轉型的原則顯然不被接受。
國際論壇上已經得到食農系統需要轉型的共識，現在討論的是如何加快腳步。然而我國連食農系統需不需要轉型都還沒有開始成為議題，遑論預算的轉型，看起來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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