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的昇級版：有害生物永續管理(SPM)
在19世紀末與 20世紀初化學農藥興起之前，農業有害生物防治主要依賴對有害生物生態、生活史與農藝措施的理解，例如輪作、栽培管理與天敵利用，這些作法已具備「多策略整合」的雛形。當時的植物保護學者普遍將生態學視為有害生物防治的科學基礎。
不過1940年代後，DDT等有機合成殺蟲劑問世，有害生物管理(Pest Management)迅速進入化學防治時代。初期農藥效果顯著，然而，到了1950–1960年代，過度施用農藥所導致的問題逐漸浮現，包括抗藥性演化、有害生物再猖獗、次要有害生物爆發與環境污染等，促使學界開始反思單一化學防治模式。
IPM
1950 年代，美國加州大學的昆蟲學家Stern等人提出整合控制(Integrated Control)」的概念，來協調化學防治與生物防治，認為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本身已提供大部分有害生物抑制功能，農藥應盡量避免干擾此平衡，僅在有害生物達到經濟危害水準時才施藥。此倡議在加州果樹、棉花等作物體系中獲得實證。
1962年，Rachel Carson出版了《Silent Spring 寂靜的春天》，揭露了DDT等農藥對生態系統的破壞，引發全球公眾的廣泛關注，迫使政府與科學界尋求化學防治以外的替代方案。
1967年，R.F. Smith和R. van den Bosch結合了有害生物管理與整合控制兩個概念，寫出「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綜合有害生物管理」一詞，將管理對象從單純的「害蟲」擴展到雜草、病害、線蟲等所有「有害生物」。
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關於環境保護計畫的信函，是官方文書的首次出現IPM一詞，指示聯邦機構推廣此概念。
九個月後美國環境品質委員會發表41頁的報告「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系統性闡述 IPM 內涵、架構與執行細節，可說是正式的官方報告書，因此IPM成為以生態學為基礎、結合多種防治策略來引導用藥的農業管理模式。其後透過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大力推廣，IPM在不少國家落地生根。
IPM採用四大控制手段：
1. 耕作防治：透過改變農事操作來減少有害生物。例如：改變灌溉方式以減少根部疾病，或利用誘引作物將有害生物從主作物中引誘開。
2. 生物防治：利用天敵來抑制有害生物族群數量。
3. 物理/機械防治：透過物理方式直接移除或阻隔有害生物。例如設置屏障防蟲網、除草，或進行熱處理與蒸汽處理。
4. 化學防治：謹慎使用農藥，並優先選擇具高度針對性的產品。例如：利用費洛蒙進行交配干擾，或使用能保護益蟲的選擇性噴灑藥劑。
然而IPM問世半個世紀以來，病蟲害的危害還是很大，全球農藥使用仍然很多，甚至於已遠超過地球限度。EAT-Lancet 委員會今年指出，全球農藥使用總量每年約330–370萬噸，是安全邊界的3-18倍，已嚴重超標，而各國超越的情況相當不平均(圖1)，我國乃屬於高風險地區。
圖1，農藥風險評分代表農用土地遭受農藥污染的暴露程度，根據物種平均敏感度曲線進行
分類：低風險(0-1)、中風險(2-3)或高風險(>3)。文字改自EAT-Lancet 委員會論文原圖。
這是因為PM 本來是好設計，但在實務上常出現若干問題。
首先，原本的IPM從多元工具、生態、監測到農藥使用基準等其實相當完善，但實務中的IPM常被簡化成技術清單，農家的心態是照樣噴藥，只是噴得比較聰明，常是有害生物一多，還是回到化學防治。
再者，是否進行IPM通常是個別農家的選擇，若鄰田高頻率噴藥，有害生物很快回來，天敵卻回不來，讓農民覺得IPM不可靠，最後還是得噴藥。
還有，農民採用IPM並沒有特別的補貼，農產品的售價也沒更高，若失敗風險還是由農民承擔，因此農家會無法長期維持IPM的做法。
那麼如何減少農藥的使用來降到地球限度以內呢？EAT-Lancet 委員會論文指出需要鼓勵採用低投入、再生農業、多樣化作物系統、生物防治等來替代化學農藥，以降低農田中化學物質殘留及其向生態系流動的風險。 減少多少呢，每年用量應低於100萬噸；若要維持在低污染風險以下，則應低於20萬噸。由350萬噸降低到100萬噸，就是需要砍掉70%的用量，而不只是政府宣稱的農藥減半。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IPM需要進一步改善。
SPM
繼「綜合有害生物管理」之後，「有害生物永續管理 SPM」並非由單一學者的單一行動突然創立。約在1993年以後，若干學術論文的標題就出現了Sustainable Pest Management這個名詞，雖然正文中並沒有針對該名詞提出嚴謹的論述。
其正式出現在兩年前。
鑒於氣候變遷下病蟲害更加猖獗，而既有的病蟲害管理方法效果不彰，因此加州的農藥監管局(DPR)、環保署(CalEPA)、以糧食與農業部(CDFA)共同召集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加以研擬，於2023年正式發布《Sustainable Pest Management Roadmap有害生物永續管理路線圖》，將SPM視為超越傳統IPM，更具整體性的系統性方法。
SPM與早期IPM的最大區別在於它不只是技術取向，而是強調三大支柱的整合：
1. 環境保護：增強生態系統韌性；
2. 經濟活力：確保農業生產的獲利能力；
3. 人體健康與社會公平：關注農藥對農民、社區及環境正義的影響。
加州政府強調，即刻開始行動執行SPM，工作重點是從「事後噴藥」轉向「事前預防」，並透過法規加快好藥上市、加速壞藥淘汰，來推動轉型。而當前的任務則是跨部門溝通、制定詳細執行計畫、爭取預算。
新的論文《Expected effects of a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est management》設計了一項全球調查，評估若全球農民採用有害生物永續管理，將如何影響五個關鍵領域：環境、人類健康、糧食安全、農民經濟福祉及社會平等。共有517位涵蓋生態、經濟到毒理學，的跨領域地區專家參與後果分析。
論文指出SPM的核心定義是：以「農藥為最後手段」，透過多元替代措施，大幅降低或接近零的農藥使用，同時維持作物生產與社會福祉。而其五大類工具為：
1. 生態與生物防治：促進自然有害生物控制，包括利用天敵、寄生蜂、病原微生物，以及增加景觀異質性、棲地管理等。
2. 農藝與系統設計：從整個農業環境來降低有害生物壓力，包括多樣化輪作、間作、混作，以及調整播種期、透過清除病蟲害的繁殖來源與傳播途徑，從源頭降低有害生物與病害發生的風險。
3. 抗性作物與抗性育種：選擇抗病蟲害的適當作物與品種，以降低化學依賴。
4. 機械、物理與數位工具：機械除草、精準施藥、感測器、智慧農業、減量而非全面噴灑。
5. 制度與社會支持：教育與推廣、經濟誘因與補貼、法規與市場支持等。
研究顯示，農藥管理轉型可能是應對多重永續發展挑戰的重要關鍵樞紐。預期收益最高的領域在於環境與人類健康，而在經濟與糧食充足(糧食安全)領域的預期收益則相對較低。
分析結果指出，採用有害生物永續管理的結果因地區而異，在北美、歐洲與澳洲等的，專家對於短期內農民收入會增加還是減少持正反意見。在亞洲、非洲與南美洲地區，專家較為樂觀，認為此轉型提供經濟改善的契機。
而非洲的專家則預計獲益最強。由於目前的農藥使用量較低、病蟲害壓力高，且受過去污染的影響較輕，永續管理有望在健康、安全、生計及平等方面帶來巨大收益。
最後，轉型並非毫無成本；我們的研究結果指出，這需要結合因地制宜的新型有害生物管理方案、實地執行的研究與支持，以及一個具備支持性的政策環境。
結論
若說IPM是「有很多防治方法，把它們整合起來，用在田裡」，那麼SPM就是「如果整個農業系統設計得好，根本不需要常常防治」。IPM只是個別農家來進行，而SPM則是認為單一田不可能成功，必須先進行作物配置調整、棲地比例、與農民之間協調，而且還得透過政策、補貼、法規、市場支持等來支持，才可望成功。
參考文獻
1. IPM的歷史：
M. Kogan 1998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Annu. Rev. Entomol. 1998. 43:243–70.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content/journals/10.1146/annurev.ento.43.1.243
2. EAT-Lancet 論文：
郭華仁 2025 『行星健康飲食』：(二) 健康、永續與公正的基礎。觀點種子網20251114。
https://seed.agron.ntu.edu.tw/publication/article20251114.html
3. 加州政府：
An Overview of Sustainable Pest Management and the Roadmap for California.
https://www.cdpr.ca.gov/wp-content/uploads/2024/07/overview_spm_roadmap_ca.pdf
4. 最新論文
N. Möhring et al., 2025 Expected effects of a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est management. Nature Communications 16:1090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5-669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