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糧食韌性自主」取代「糧食自給」
IPES-Food在2026年5月出刊了報告：《The New Geopolitics of Food: Navigating policies for resilient self-reliance. A Special Report》延續該組織一貫的觀點，在國際局勢巨變的現今顯得相當重要。農業經濟方面並非我所長，因此透過與ChatGPT的討論，生成了本文，來引申在該報告的脈絡下對我國農政的啟發。
若要瞭解該報告可先參考：解讀「糧食的新地緣政治」。觀點種子網20260517-2。
過去我國談糧食政策，經常聚焦於「糧食安全」與「糧食自給」。然而，在全球進入戰爭、氣候變遷、供應鏈中斷與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的新時代後，真正需要思考的，也許不再只是「我們能夠生產多少糧食」，而是：當世界失序時，我們是否仍有能力穩定、公平且持續地維持自己的食農系統？
這正是 IPES-Food 在新報告《The New Geopolitics of Food》中提出的核心概念：「韌性自主（resilient self-reliance）」。
對我國而言，這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轉變。因為台灣天然條件有限，不可能達成百分之百糧食自給。小麥、黃豆、玉米與飼料原料長期高度依賴進口，海運又是台灣食物供應命脈。在這種情況下，若仍將糧食安全簡化為「提高自給率」，其實容易忽略真正的脆弱性。
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有沒有進口」，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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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過度依賴少數國家與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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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保有本地生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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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公共調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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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足夠的糧食儲備與區域互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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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球供應中斷時，社會是否仍能維持基本供應？
因此，我國未來需要建立的，是有限自給下的韌性自主。
首先，我們應重新理解公糧制度的價值。公糧不只是稻米價格支持政策，更是糧食韌性的基礎設施。在平時，公糧制度常被視為一種財政負擔，因為政府必須支付收購、倉儲與管理成本，而國產糧食價格往往也高於國際市場；但在戰爭、港口封鎖、全球糧價暴漲或極端氣候下，它可能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緩衝機制。然而，目前台灣公糧制度仍過度集中於白米，未來應逐步轉向「多元糧食韌性制度」，適度納入各種豆類、雜糧與耐逆境作物，以提升整體糧食調節能力。
其次，近年推動的「綠色環境給付」其實是一個重要起點。它代表我們已開始嘗試從單一稻米體系，轉向多元作物與輪作制度。這不只是農業補貼，而是在降低單一作物依賴、提升農業多樣性與風險分散能力。
不過，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後端市場仍不足。若缺乏加工、物流、公共採購與穩定需求，農民即使轉作雜糧，也難以形成長期穩定體系。
因此，未來政策不能只停留在「生產補貼」，而應進一步建立完整的韌性食農系統。例如：
真正的韌性，不只是倉庫裡存多少糧，而是社會是否仍保有重新生產與重新組織供應的能力。
此外，我們也應重新思考糧食安全的尺度。未來糧食安全不再只是國家庫存問題，而可能是區域韌性問題。對於高度依賴海運的島國而言，單靠自身很難完全承擔所有風險。未來或許可以思考如何與日本、菲律賓及周邊國家建立更具合作性的糧食韌性網絡，包括：糧食風險資訊共享、災害互援、區域儲備協調、港口與物流合作等。
這不一定需要高度政治化的正式聯盟，而是可以從技術合作與區域供應協調開始，例如加強三國農協、合作社、糧食企業、NGO、研究機構的聯繫與合作，希望能夠在區域互援、多元來源、港口韌性、海運安全、供應鏈合作、災害協調等方面加以合作。
最後，我國的觀念需要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過去全球化邏輯認為，哪裡最便宜，就向哪裡買；但近年的疫情、戰爭與供應鏈危機已顯示，最便宜的系統往往也是最脆弱的系統。
真正的糧食安全，不只是市場上有糧，而是當世界動盪時，社會是否仍有能力保護人民、支撐農民、穩定市場並維持基本生活。這也意味著，未來的食農政策不應只追求產量與效率，而必須同時思考韌性、多樣性、公共治理、地方能力、生態永續，以及社會公平。
這或許才是在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中，我國真正需要建立的「糧食韌性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