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台大農藝系種子研究室網站 |
||
|
|
|||
上云，要根據文獻先作準備的研究，但在日本可利用的文獻，與中國本土比較，在數量上是很有限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把握問題，作有效的整理，俾使用在日本可獲得的資料，亦可作某一程度的研究。這樣的問題，可舉示者有三：
研究的目的是玉蜀黍，但玉蜀黍是新大陸原產的許多農作物之一，此外尚有煙草、甘藷、落花生、馬鈴薯等，亦皆為美洲原產的農作物，這大約是在同一時代自海外傳至亞洲，傳入中國，故對於玉蜀黍，似不應視單獨傳佈的植物。在亞洲，玉蜀黍是由於外來文化刺激所一形成的複合食物文化的要素之一，這似應與同類型的作物群包括在一起，而一同考慮其傳佈。質言之，吾人對於玉蜀黍的傳入中國，是應視為一種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或應視為文化複合之地域的形成的一項地理學的問題，而加以處理**。
關於上列三項研究題目，就第三項言，筆者的研究，尚不及一半，其報告當俟諸異日。現將就第一及第二項，敘述筆者考察所得，以就正於方家。 關於第一項問題，包括筆者在內的日本的研究者，在常識上，美洲原產的作物，由南蠻傳入的印象，皆很深刻。故對於種子、島銃（于按：即步槍或手槍）、煙草、基督教、紗布等複合文化的內容，皆有一種先入之見，以為當然是由葡萄牙船傳入日本。關於這一點，實在有對於史料作詳細檢討的必要。就中國言，大概亦是同樣的情形。關於中國人（漢民族）本身的意識，外國人很難作深入的探討。就文化複合問題言，往往有以一推十的傾向，這一點，在研究者似是不可不戒慎的。 試舉實例。甘藷、煙草是經由九州平戶傳入日本**，在日本首先栽培甘藷者是英國的領事館員，但日本人遺忘，而往往以為是與洋槍一同由葡萄牙人傳入。但這是因日本與海外諸國的接觸大多是平穩的情形下進行的結果。日本人往往以為中國人與外國的接觸亦是同樣的情形。筆者在此處要特別指出，事實上不是如是。
矢野仁一對於明代中國與葡萄牙的關係，有極詳細的研究**，據是則明代中國與葡萄牙的交涉，絕非平穩（于按：至今遺留的創痕，是澳門），在此期間，很平凡的農作物如玉蜀黍與落花生，是不是會傳佈，實為疑問。就與中國的接觸是不是平穩言，葡萄牙人與後代的大西洋人（意大利人）是不同的。現在根據矢野仁一的考證，先略述葡萄牙人與中國接觸的經過的大要。
葡萄牙王於1508年令人探視麻六甲，其使節為麻六甲王所抑留，葡萄牙遂於1511年攻佔麻六甲。1514年，即明正德九年，葡萄牙人始出現於中國，進行著商品交易。交易的場所不明，矢野推測以為商品是積載在南洋船或中國船上，而葡萄牙人祇是以乘船人員的一部分的身份東來。 農作物，並且是極平凡的食用品，大概不會被攜帶作為交易用的商品。南洋船或中國船上的船客的葡萄牙人，如祇是積載著交易用的貨物，則大概不可能以其食用作物傳佈於交易對手的國家的農民。據葡萄牙人的文獻**，中國是禁止其人民出至海外，故居住於麻六甲與南洋各地的漢人（即華僑）各皆自稱為居民住地的王的使臣，而往來於中國及其居住地之間。
實際上，這樣的外國籍的漢人，大約為數不少**。如葡萄牙人所雇用的，是這樣的中國船，其食糧流入於中國農民之手，而被用作種子的機會，大概極為稀少。
葡萄牙船直接到達中國，大家熟知者是正德十二年（1517）。據籌海圖編，佛郎機人（于按：其時稱葡萄牙人日佛郎機人，稱荷蘭人曰紅毛人）是到達廣東懷遠驛。又據萬曆三十年（1597）的廣東通志，「佛郎機本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駛大舶直入廣州灣，以進貢物為名，發射大砲。中國官吏，以如此進貢，無前例，止其行。彼等止於東莞縣之南頭，設住居，圍柵警戒而生活」（于按：廣東通志文，是據日文譯出，未覆按原文）。明實錄，明史的記載大體相類。 此時，吾人在考慮農作物的傳佈上，要注意的，是：佛郎機即葡萄牙人是假借著進貢的名義。在他們，是隨著歐洲人的習慣，大概以為如是則在通商的交涉上比較有利。但明庭的習慣，則對於正式的國家使節，是禁止著其作私船的貿易。故葡萄牙人縱令在船上裝載其本國或南洋的產物，一方進行其官式的交涉，一方經營走私的貿易，在其要保持官方使節的名義下，其走私貿易，應當是受著很大的限制。 如矢野氏之推測，佛郎機人在被抑留的數年間，可能是以其一部分商品進行著走私貿易，但當然是秘密行為，故其商品內容，當係限於少量而高價的貨物，如落花生或玉蜀黍之類，其買賣或交換的可能性，大概是極少的。 並且，再有一點須要注意：即該項新大陸原產的食糧用農作物，在其時的葡萄牙，大概產量亦不會多，縱令在航海時，有一部分玉蜀黍被用作食糧，大概亦祇會裝載於葡萄牙人自己的船隻，而不知道該項農作物的南洋船或中國船，大概是不會加以利用的。故從作為貨物的價值看，從與中國農民的接觸機會看，葡萄牙人直接將玉蜀黍傳佈於中國本土的可能性，決不會多。 從上述觀點看，嗜好品的煙草，其情形或稍有不同。煙草是有著被利用為交易物品而很迅速地傳佈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廣東省內煙草栽培之發達是在清代中期以後，並且，由福建湖北方面傳入之說，甚為有力**，這就是說，像煙草似的強有力的農作物，航行至廣州的葡萄牙船，在傳佈上，亦未見有顯著的作用。
此處要注意的，是葡萄牙之向廣州的正使Tome Pyres一隊的影響，實在說，是不如其向福建漳州的福使George Mascarenia的船隊者之大。這是因Pyres一隊在廣州被抑留二年，以後雖獲到達北京，而其後到達的Simon de Andrade發揮了各大種暴行，故受著中國人的排斥，嘉靖二年（1522），在廣東省，經過戰鬥，葡萄牙人完全被趕出廣東。換言之，葡萄牙人與中國人在廣東的初期的接觸，決不是和平的，而很顯著地是敵對著的。故縱或有農產物的交易，其效果決不會大至可對於後世發生影響。 惟在漳州的葡萄牙船與中國居民的接觸，卻不像在廣州似地是戰鬥性的，而比較和平。福建省同安縣人林希元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與翁見遇別駕書」曰：
這似可視為和平通商。後代的漳州，作為中國的煙草產地，嘗為一方之雄(36)。
又林希元家鄉同安縣的鄰縣安溪縣的縣志，在福建省現存的方志中，是比較上很早記載著玉蜀黍的方志**。故葡萄牙航向中國傳入農作物的可能性，或可考慮漳州的路線。葡萄牙人在被廣東逐出以後，時間及理由，皆不甚明瞭，是在浙江寧波府出現，在稱曰雙嶼的島上經營貿易。
藤田豐八**推測曰：葡萄牙人大概是因日本人在寧波與明人貿易甚盛，故可能是以雙嶼為轉接地點，而進行著與日本的貿易。但葡萄牙人在雙嶼的和平貿易，亦不能長久維持，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仍被驅逐。此處，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與寧波府接近的杭州府，在萬曆七年（1583），已有落花生存在。
當時的大部分的中國官吏，對於葡萄牙人皆甚厭惡，甚至有人說：與其他國家的船可以交易，而對於葡萄牙船，則無論如何，一定要加以排斥**。
其理由，有若干事件可以考慮，而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一，是：Simon de Andrade的暴行。傳說：葡萄牙收買中國嬰孩而加以殺害，故對於佛郎機抱有好感的爻希元亦曰：
這是說，佛郎機人以銀購入中國工藝品，或是運入南洋的物產，以賣於中國居民，而購入當地所產的糧食。在這樣的交易方式下，似很難期待葡萄牙船會運來農產種子，以推廣於中國居民之間。並且葡萄牙人的貿易，大多是船在海上，進行著商品的授受，故似可曰：葡萄牙人並沒有在陸上定居，以試行植物的栽培。 1554年以降，佛郎機貿易，獲得中國官方的准許，葡萄牙人居住於澳門，以後的通商關係，比較平穩，但葡萄人的居住，自成群落，皆密集於巿街，而極少園地或耕地。這一點，從最初在廣州被拘留時代起，一直到後代為止，似無變化。據龐尚鵬疏，是說：（佛郎機人）近頃數年來，始入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幾已達千區以上。 其密集居住的形狀，可以想見。俞大猶書亦記其未獲准許而強行居住的狀態曰：商夷以強梗之法，蓋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 萬曆廣東通志記其佔居狀態曰**：
據此可知葡萄牙人佔居中國的土地，是過著與當地居民隔離的生活。故葡萄牙人在澳門雖是過著陸上生活，其傳佈農產物的機會，亦顯然受著限制。事實上，在澳門所在地的香山縣及其附近地區的方志中，到清朝末期為止，未見有新大陸原產作物的記載**。
如上所述，根據方志的記載，玉蜀黍之廣大的栽培區域，是以雲南省西部的大理府為中心而展開。這是明萬曆初年（1576）的事情。如以該項栽培的種子為嘉靖三十三年（1554）初獲准居留於澳門的葡萄牙人所傳佈，則以廣東與雲南相隔之遠，加以當時交通之不便，在時間上實太嫌侷促，而不能無疑。 在比較更早的時期，有沒有文獻指示出雲南是栽培著玉蜀黍？雲南方志的編輯，是以明萬曆年間者為最早。故據雲南的方志，很難再向前溯。但在本草書及遊記中，或可求取更早的記錄。至此，最先受到注目的，是『徐霞客遊記』，徐氏在萬曆天啟崇禎間遊覽中國中南部的山地名勝，而遺有詳細的觀察記錄**。徐氏足跡遍及廣西雲南，且遠至緬甸境界。故對於其記載，殊有詳加檢討的必要。筆者嘗詳檢香港廣智局及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版本的『徐霞客遊記』，皆不見有有關玉麥或類似名稱的作物的記載。
所謂遊記或文學書類，往往有當地人視為日常普通的事象，不成為記錄對象，而在外來遊客，卻視為新鮮而予以記錄的。故遊記類有時可成為極有用的資料。但徐氏在雲南的大部分的旅行，是在冬季。這大概是這一位很精密的觀察者對於該一地域的特殊的農作物所以未有認識的原因，因此，依仗遊記類的收穫，碰運氣的機會很大，在目前，希望不多。 其次是本草書。本草書當然是記載當地的植物、動物與礦物，就一般而言，是記載植物的數目較多。中國的本草書，其記載的植物，是以華北、華南平野丘陵者為多**。至住在雲南而且直接觀察記載雲南當地植物的本草家，實在甚為稀少。
但甚為幸運，在雲南圖書館彙集的雲南叢書子部中，收錄有蘭茂的『滇南本草』。蘭茂是明初洪武三十年（1396）生於雲南省雲南府嵩明州，是當時的學者詩人，其學問上的活動，是在正統年間（1425∼49），成化十二年（1476）歿，八十歲**。
在『滇南本草』中卷，有「玉麥鬚」的記載，謂「焙乾可治女人乳腫」**。據筆者所知，這是有關中國玉蜀黍的最古的記載，而該項記載的時期是在哥倫布到達美洲（1492）以前。故該項記載如果是確實的，則玉蜀黍之傳播於中國是始於葡萄牙船之東航或非在哥倫布發見美洲以後不可之說，自將雲消霧散。
但中國古代的文獻，往往有後代的增補或摻雜，故為要證明『滇南本草』的真實性，一定先要經由嚴格的書誌學的考證，證明『滇南本草』確實是蘭茂的著作，而有關玉麥鬚的記載，確實是出於蘭茂之筆，而不是由於後人的追加。這一工作，需要很高深的專門知識，非淺學的筆者所能勝任，但在目前，則祇能盡筆者所能，試為考查，尚待識者的指正。 『滇南本草』，至少是有兩個系統，而各有新舊的版本。關於這一點，試先看雲南叢書所收版本的解題者趙藩的見解。趙藩曰：
上文是民國三年（1913）版（于按即雲南叢書版）刊行時的解說（序言）。關於這解說，在1957年，雲南圖書館參考部組長于乃義氏提出若干訂正的意見**。據是則沐琮不是在醫藥方面有很深的造詣的人，楊慎祇是陳述雲南的動植物，作為本草書的記載，殊不足觀。
又孫兆蕙不是安徽人而是江蘇人，至所謂「一隅本草」則遍查雲南和地，不見此書。要之，于氏指出趙藩的解題文錯誤頗多。但于氏極反對「滇南本草非蘭茂作而為後人假托蘭先生之名所作」之說，又對於玉麥鬚野煙的記載為後代附加說，亦加以反駁。下文將引用于氏之說，以考察『滇南本草』究屬是怎樣的一本書。 在光緒昆明縣志中，謂「滇南本草，舊傳蘭茂作而序文作崇禎甲戍（1634），故非正統年間蘭氏之作」。道光雲南通志，亦記有同樣的意見。雲南藥物改進所編的『滇南本草圖譜』（1943），亦以為『滇南本草』記有應為哥倫布攜歸的玉麥與野煙**，故應是哥倫布發見美洲以後的著作。以上所列，都是對於蘭茂滇南本草成立的年代表示疑問的。
但清時『植物名實圖考』的作者吳其璿，對於該項疑問，有一很明白的答覆。『植物名實圖考』記有相當多的雲南的植物，吳氏因此校對過『滇南本草』的相當多的不同的版本，而發見有記有「正統元年」的識語的版本。吳氏以之與雲南通志稿所引用的滇南本草對照，見文章及內容大不相同，故謂雲南通志稿所引用者大概是經後人增補，而有正統元年識語者則是蘭茂的原本**。
筆者在上文謂『滇南本草』可區別為兩個系統，是據此而說。雲南通志稿引用，而吳其璿指出有後人增補者，就是趙藩解題中所云坊間的新刻本。這新刻本是光緒十三年（1887）昆明務本堂所刻印。卷一分上下。卷一上有圖。卷一下及卷二卷三皆無圖。無圖部分的內容，大體上與坊間的舊刻本相同，而記載順序稍有變更。共記藥品458種，其中有13種為重出。務本堂本的名稱是滇南本草，蘭茂的序無年號。又附刻有蘭茂著的醫門要上下卷。下文暫稱這版本曰務本堂本**。
吳其璿所云有正統元年識語的版本，吾人推定其大體上是蘭茂的原著，因為這是趙藩解題所云舊坊刻本。計有三卷。這被視為版本之一，而收錄於民國三年（1914）雲南圖書館編的雲南叢書的子部。但這一版本無吳氏所見版本的正統元年的識語，祇有本文，無圖。又葛根、商陸、紫蘇……等36種，無本文，而祇註有處方。藥品總數為280種，大半是草。對於這一系統的滇南本草，在這篇文字中是略稱曰叢書本**。
務本堂本與叢書本的顥著的差異，是：第一，務本堂本卷一上有圖，而此一上中所記的植物，幾皆不見於叢書本。務本堂本卷一上最後有落花參，據圖及記載，很明顥地可看出是落花生：故可指出這一部分是落花生進入雲南以後所寫成。 其次，務本堂本卷一上對於植物的記載法，與卷二、卷三者不同，其先記載者是各種植物的產狀與形態。在中世紀時代，祇是列舉藥品的味性藥效，是本草學方式的記載，而務本堂本卷一上者是植物學方式的記載，這在記載方式上是一項很重大的轉變。故對於務本堂本卷一上可以看出是接受歐洲科學影響後所寫成。 叢書本則明顯地是保持著古時的方式，是順次記載著味、性、藥效、主治，而完全不提到植物的產狀與形態。大概是因務本堂本的記載方式較為新熲顈，故近代編輯的『雲南通志稿』、『植物名實圖考』大多是引用務本堂本，尤其是大多引用卷一上的部分，這可說是當然的**。
在于乃義的考證中，因科學性及有益性亦以務本堂本為『滇南本草』的主流，就其所取立場言，亦可說是當然的。然自歷史的觀點以視滇南本草的兩個系統，則似可推測：叢書本是繼承著蘭茂原著的形態；迨經後人增補，至清初乃取新的記載方式，並重行編輯，其結果乃成為務本堂本。這務本堂本或許就是相當於趙藩所記的一隅本草。
|
|||
